读陆龟蒙的讽刺杂文《野庙碑》——晚唐文坛上的光彩和锋芒
发布时间：2022-11-25 09:09:01作者：楞严经读诵网
读陆龟蒙的讽刺杂文《野庙碑》——晚唐文坛上的光彩和锋芒
晚唐文坛上的光彩和锋芒--读陆龟蒙的讽刺杂文《野庙碑》
文/肖旭
在晚唐文坛上，有一批现实主义诗人作家，用匕首投枪般的讽刺诗歌杂文，尖锐揭露抨击垂亡的唐朝黑暗腐朽的政治。唐朝末期，藩镇混战，宦官专政，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加之后来接位的懿宗，僖宗都只知道寻欢作乐，使朝政腐败到极点。统治者和地主官僚为了加紧剥削农民，一方面敲骨吸髓，高利盘剥，另一方面极力推崇封建迷信，还到处树碑立传达室，座痹愚弄百姓于股掌之中。
尤其是他们的短小精悍、锋芒犀利的杂文，文学史上一般称为讽刺小品文，成就突出，很有特色，深受鲁迅赞赏，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里向大家介绍其中一位代表作家陆龟蒙的一篇代表作品--《野庙碑》。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曾被推举为进士，但是没有考中。从此回乡隐居在松江（今属上海市）甫里，吟诗作文，撰着论述。他和晚唐另一位著名诗人皮日休是知己朋友，当时并称“皮陆”.他性情清高，不交流俗，喜欢饮茶。自己经营种植茶园，因此比较接近下层，比较了解农业和农民疾苦。他对腐朽垂亡的大唐帝国不抱幻想，对混乱恶浊的官场风气深为激愤。冷眼相向，冷嘲讥刺，鞭辟入里，不留情面。因而他的讽刺杂文具有犀利而冷隽的独特风格，又有现实性、政治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明显特性，发人思索，耐读不厌。《野庙碑》便是这样的一篇绝妙的讽刺杂文。
本文的题目便发人兴味，叫做《野庙碑》，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使读者很想知道这座野庙究竟是所怎样的神庙，作者究竟要做什么文章？
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大意是这样的：“‘碑石’的‘碑',意思是’悲哀‘的’悲‘.古时候原来是用木板把棺材吊起来，再放进墓穴。后世人在这块木板上写字，用来表彰墓主的功德，因此就把这块木板留下来，不忍丢掉，’碑‘的名称由此而得来的。自从秦代、汉代以来，活在世上而有功德政绩的人，也给他树碑，而且又把木板改为石块，这就不符合它名称的原意了。我给这座乡野神庙立碑，并非由于庙里的神祗有什么功德政绩可以记载，就是因为悲哀那些农民竭尽其力来供奉一些没有姓名的泥塑木雕的偶像罢了。”
这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作者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那么，他悲哀什么呢？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野庙里的神祗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应当说，这是一个严峻而深刻的主题。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呢？
第二段就回答这个问题，大意是说：“浙东一带百姓喜好祭祀神鬼，山上水边有很多不正当的祭祀。那些庙里的神鬼相貌，有的雄壮而刚毅，黝黑而魁梧，就叫他将军；有的温和而忠厚，白皙而年青，就叫他某某郎官；有的老妇人，神情尊重，就叫她姥姥；有的少妇人，容貌艳丽，就叫她姑姑。他们住的地方，庭堂宽敞，台阶高峻，两旁是高大的古老树木，树干密集，枝条如拱，女萝藤条依附在它们身上，猫头鹰之类凶鸟在上面筑巢。庙里还有许多木雕泥塑的车马仆从，杂七杂八，奇形怪状。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每逢重大祭祀就杀牛，中等祭祀就宰猪，小一点的祭祀也起码要用鸡狗作供品。像鱼豆、肉食酒浆这类供品，农民平时吃不上，但是供奉鬼神却是不可以少的。农民相信，如果有一天祭神稍为松懈怠慢一点，灾祸就立刻降临。所以，老人小孩都提心吊胆地喂养着祭祀用的牲畜。假使村里有人生了病，或者死了人，农民不认为这是恰好碰到的，却怀疑自己的命运是由神操纵的”.
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自己的悲哀。显然，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读来令人辛酸悲恻。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试想，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就是借题发挥，大意是说：“虽然浙东农民是这样做的，但是按照古时候祭祀神鬼的礼俗来说，就不合事理了。不过，如果用当今的情况来看一看，那么这些无名的土木偶像几乎就不值得怪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祭祀，岂不是为了死者有功德，他们生前抵御了大灾难，对抗了大祸患，所以死后受到活着的人们用畜牲品祭祀。那些无名的土木偶像，不配与抵御灾难、对抗祸患的人相比，这不合古时候祭祀的事理，就明白了。当今庙堂上，像野庙里那些雄壮而刚毅、黝黑而魁梧的将军，是有的，像那些温和而忠厚、白皙而年青的郎官，是有的。他们登上台阶，坐在高堂上筵宴，听着音乐，吃着美食，出门坐车马，随从一大群，其实都是野庙里的将军，郎官之类泥塑木雕的神鬼，对解除人民的痛苦，医治人民的病痛这些事，他们从来不曾放在心里。但是，对于供奉却不放过。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对他们表现得稍微怠慢一点，那他们就会派遣凶狠的差吏来找你算帐。他们滥用刑罚拷打百姓，逼迫百姓纳贡。这跟那些泥土捏的、木头刻的鬼神对百姓的祸害，究竟哪个轻，哪个重呢？平常在国家没有发生变乱的时候，这些武将文官就被看作贤良，一旦国家发生变乱，应该忧虑，报效国家的时候，他们却逃避艰难，脆弱胆怯，一个个困顿颠扑，狼狈逃窜，或者当个保命的囚犯 俘虏。这些人乃是戴着官帽，说着人话的土木偶像，又何必管他们是否真土木偶像呢？所以说，用当今的情况来看一看这些无名的土木偶像几乎就不值得怪罪了。”
这一段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本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不难体会，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大意是说：“泥捏木刻的鬼神，偷吃我百姓的酒浆和牲畜，这本来就名不正；像土木鬼神一般的上智们，盗窃我国君的奉禄和爵位，这又当何论？达官贵人们的奉禄厚，爵位高，土木鬼神们的祭酒薄，供品少，对他们这不同的供品，谁又能说错了呢？看看我树立的这块’野庙碑‘吧，就知道其中的悲哀和忧愁有多大。”
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本文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本文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本文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之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本文各个段落，层次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本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之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本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和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令人点头称是，陷入深思。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渐使读者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想见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今天也仍有认识意义，可资杂文写作的借鉴。
附：《野庙碑》
碑者，悲也。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鴞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祸亦随作，耋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扞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扞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徊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
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长洲人（今江苏省吴县）人。关于陆龟蒙的出生年代，各家聚讼不决。据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认为陆氏必生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以前，对于卒年按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说法，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其它文学家如朱东润、游国恩、周祖撰也都认为其卒年大约在中和元年之际。陆龟蒙的父亲陆虞。曾官至浙东从事、侍御史，可见陆龟蒙的家事也较为显赫。陆龟蒙自幼聪悟，有高致。通六经大义，明《春秋》，并且善于写文。当时就名振三昊。然而名声鹊起的家世，以及少年的聪慧并没有给陆龟蒙的仕途带来一帆风顺。成通六年（公元866年），陆龟蒙至睦州，拜谒刺史陆墉标志着他人世的开始，据《全唐诗》记载：“上嗣位六载，吾宗刺桐川。余来拜旌戟，诏下之明年。”陆龟蒙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明年的大比之年，能够搏得功名而前去拜谒的。然而壮志踌躇的他并没有如其所愿，据《新唐书》中记载：“成通中，举进士，不第。不复应试，遂隐居松江甫里。”然而，仕途道路的不得意并没有就此挫伤陆龟蒙文学创作的激情。咸通十年，崔璞来苏州就任刺史，随他而来的还有另一位文学大家一皮日休。皮日休当时官至郡从事。龟蒙与皮日休还有其它一些文人畅游吴郡，肇始了他们互相唱和的历程。当时唱和之诗达六百余首，龟蒙编之为《松陵集》。诗歌数量当是六百九十八首。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锐减陆龟蒙对萧散自然，寄情山水的隐逸生活的追求。据《新唐书》中记载：陆龟蒙有田数百亩，常苦水潦，虽躬耕勤劳，亦不免时遭饥寒。嗜茶好酒，不喜与流俗交。唯好放扁舟，拉蓬席，携书茶壶笔床钓具，泛于太湖中。可见。陆龟蒙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也逍遥自在，在其唱和的诗歌中就有大量“咏酒”,“咏茶”、以及描写“太湖”的诗歌。陆龟蒙井没有打算终身隐居，从此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他在窥探时机，等待政治命运的叉一个春天。果然，在乾符四年，郑仁规刺湖州，陆龟蒙依往，然来几。文规罢任，龟蒙亦返故里。但据吴在庆先生考证：“据《新唐书·本传》谓：龟蒙尝从张搏为湖、苏二从事，于其现存诗文中未见旁证，珠可怀疑。”不论是否果有其事，然而陆龟蒙的第二次出世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此后，李蔚素重之陆龟蒙，有起用之意，未果。中和初，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陆龟蒙因疾而卒。光华三年（公元901年），因韦庄奏请，赠右补阚。此时距了晚唐时辩江南社会与审陆龟蒙的禽世已整整二十年，这或许也为陆龟蒙的一生划上丁一个完美的句号。由此而观之，陆龟蒙一生主要的时间是寄予于江南的，也许官场的失意正为他在文学创作中闪耀光芒而提供了契机。就陆龟蒙诗歌的文学艺术价值而论，众家纷纭。究其文敞强调寓“惩劝之道”（《苔赋序》）。虽然陆龟蒙长期过着隐逸的生活。然而面对晚唐时期战乱之频仍，生民之凋敝，世风之不振，等诸多现实，陆龟蒙颇为关心，故其诗文中屡屡提及。就连鲁迅先生也称赞陆文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谰集·小品文的危机》）陆诗受韩愈影响颇深，虽诗文中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内容，然亦有炫才耀学之作，故胡震亨评之：“陆鲁望江湖白放，诗擞宜饶，而墨彩反复黯纯者，当繇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人诗耳。”（《唐音口签》）其小诗亦有平淡真切可诵者。乾符六年春，陆龟蒙自编其“歌诗赋颂铭记传叙”为《笠泽丛书》，著述颇多。无论陆诗的思想价值及艺术价值。孰优孰劣，但陆龟蒙工于诗文，与皮日休为友而齐名，并称“皮、陆”,这是文学史上的定论，而且诗文中不乏大量反映晚唐江南社会的风貌。唐代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正日益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产生，使得北方连年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政局的相对稳定，吸引着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使得江南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由于安史之乱而引发的“经济中心南移”,使得这个往日荒蛮凋敝的地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方而，政治社会的相对安定，给江南士人尤其是生活在江南的诗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以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尤其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在江南这个地域的生根发芽，这一切都给诗人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的遐想。所以，如果把唐代的江南譬喻成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那么无数像陆龟蒙这样的晚唐诗人，则是画中挥之不去的奇景。因为，他们不仅用心体验着当时的社会，更加用诗歌描绘了晚唐社会民众的心态变迁。二、陆龟蒙与江南“事鬼”说。陆龟蒙在其诗歌和小品文中有较多关于江南民间信仰和乡土风俗的记载。其中有关“事鬼”说颇值一述。如陆龟蒙在其《野庙碑》中曾有此类记载，《野庙碑》本是一篇以议论出之，借题发挥讽刺当时之作，其目的是为了刻画当时作威作福、腐朽荒淫的统治者。朱东润先生对其文的评价：“其文文笔辛辣犀利，而情味隽永，耐人寻绎。”然而除了从文学茗品的角度外，陆龟蒙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江南“事鬼”风俗之盛。陆龟蒙在其《野庙碑》并诗中记载：“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日将军；有温而愿暂而少者，则日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日姥；有妇容而艳者，则日姑。”所谓瓯越指的是现在今浙江省东南地带。越，古种族名。汉初东越王摇都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地濒瓯江。所以后世称为瓯越。而唐代永嘉属温州，亦与苏州统属江南东道，可见这“事鬼淫祀”在江南还是具有普遍性的。此外，在陆龟蒙的《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中也可佐证。其记载说：“江南多事鬼，巫觋连殴粤，可口是妖讹，恣情专赏罚。”
文/肖旭
在晚唐文坛上，有一批现实主义诗人作家，用匕首投枪般的讽刺诗歌杂文，尖锐揭露抨击垂亡的唐朝黑暗腐朽的政治。唐朝末期，藩镇混战，宦官专政，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加之后来接位的懿宗，僖宗都只知道寻欢作乐，使朝政腐败到极点。统治者和地主官僚为了加紧剥削农民，一方面敲骨吸髓，高利盘剥，另一方面极力推崇封建迷信，还到处树碑立传达室，座痹愚弄百姓于股掌之中。
尤其是他们的短小精悍、锋芒犀利的杂文，文学史上一般称为讽刺小品文，成就突出，很有特色，深受鲁迅赞赏，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里向大家介绍其中一位代表作家陆龟蒙的一篇代表作品--《野庙碑》。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曾被推举为进士，但是没有考中。从此回乡隐居在松江（今属上海市）甫里，吟诗作文，撰着论述。他和晚唐另一位著名诗人皮日休是知己朋友，当时并称“皮陆”.他性情清高，不交流俗，喜欢饮茶。自己经营种植茶园，因此比较接近下层，比较了解农业和农民疾苦。他对腐朽垂亡的大唐帝国不抱幻想，对混乱恶浊的官场风气深为激愤。冷眼相向，冷嘲讥刺，鞭辟入里，不留情面。因而他的讽刺杂文具有犀利而冷隽的独特风格，又有现实性、政治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明显特性，发人思索，耐读不厌。《野庙碑》便是这样的一篇绝妙的讽刺杂文。
本文的题目便发人兴味，叫做《野庙碑》，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使读者很想知道这座野庙究竟是所怎样的神庙，作者究竟要做什么文章？
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大意是这样的：“‘碑石’的‘碑',意思是’悲哀‘的’悲‘.古时候原来是用木板把棺材吊起来，再放进墓穴。后世人在这块木板上写字，用来表彰墓主的功德，因此就把这块木板留下来，不忍丢掉，’碑‘的名称由此而得来的。自从秦代、汉代以来，活在世上而有功德政绩的人，也给他树碑，而且又把木板改为石块，这就不符合它名称的原意了。我给这座乡野神庙立碑，并非由于庙里的神祗有什么功德政绩可以记载，就是因为悲哀那些农民竭尽其力来供奉一些没有姓名的泥塑木雕的偶像罢了。”
这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作者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那么，他悲哀什么呢？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野庙里的神祗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应当说，这是一个严峻而深刻的主题。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呢？
第二段就回答这个问题，大意是说：“浙东一带百姓喜好祭祀神鬼，山上水边有很多不正当的祭祀。那些庙里的神鬼相貌，有的雄壮而刚毅，黝黑而魁梧，就叫他将军；有的温和而忠厚，白皙而年青，就叫他某某郎官；有的老妇人，神情尊重，就叫她姥姥；有的少妇人，容貌艳丽，就叫她姑姑。他们住的地方，庭堂宽敞，台阶高峻，两旁是高大的古老树木，树干密集，枝条如拱，女萝藤条依附在它们身上，猫头鹰之类凶鸟在上面筑巢。庙里还有许多木雕泥塑的车马仆从，杂七杂八，奇形怪状。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每逢重大祭祀就杀牛，中等祭祀就宰猪，小一点的祭祀也起码要用鸡狗作供品。像鱼豆、肉食酒浆这类供品，农民平时吃不上，但是供奉鬼神却是不可以少的。农民相信，如果有一天祭神稍为松懈怠慢一点，灾祸就立刻降临。所以，老人小孩都提心吊胆地喂养着祭祀用的牲畜。假使村里有人生了病，或者死了人，农民不认为这是恰好碰到的，却怀疑自己的命运是由神操纵的”.
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自己的悲哀。显然，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读来令人辛酸悲恻。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试想，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就是借题发挥，大意是说：“虽然浙东农民是这样做的，但是按照古时候祭祀神鬼的礼俗来说，就不合事理了。不过，如果用当今的情况来看一看，那么这些无名的土木偶像几乎就不值得怪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祭祀，岂不是为了死者有功德，他们生前抵御了大灾难，对抗了大祸患，所以死后受到活着的人们用畜牲品祭祀。那些无名的土木偶像，不配与抵御灾难、对抗祸患的人相比，这不合古时候祭祀的事理，就明白了。当今庙堂上，像野庙里那些雄壮而刚毅、黝黑而魁梧的将军，是有的，像那些温和而忠厚、白皙而年青的郎官，是有的。他们登上台阶，坐在高堂上筵宴，听着音乐，吃着美食，出门坐车马，随从一大群，其实都是野庙里的将军，郎官之类泥塑木雕的神鬼，对解除人民的痛苦，医治人民的病痛这些事，他们从来不曾放在心里。但是，对于供奉却不放过。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对他们表现得稍微怠慢一点，那他们就会派遣凶狠的差吏来找你算帐。他们滥用刑罚拷打百姓，逼迫百姓纳贡。这跟那些泥土捏的、木头刻的鬼神对百姓的祸害，究竟哪个轻，哪个重呢？平常在国家没有发生变乱的时候，这些武将文官就被看作贤良，一旦国家发生变乱，应该忧虑，报效国家的时候，他们却逃避艰难，脆弱胆怯，一个个困顿颠扑，狼狈逃窜，或者当个保命的囚犯 俘虏。这些人乃是戴着官帽，说着人话的土木偶像，又何必管他们是否真土木偶像呢？所以说，用当今的情况来看一看这些无名的土木偶像几乎就不值得怪罪了。”
这一段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本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不难体会，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大意是说：“泥捏木刻的鬼神，偷吃我百姓的酒浆和牲畜，这本来就名不正；像土木鬼神一般的上智们，盗窃我国君的奉禄和爵位，这又当何论？达官贵人们的奉禄厚，爵位高，土木鬼神们的祭酒薄，供品少，对他们这不同的供品，谁又能说错了呢？看看我树立的这块’野庙碑‘吧，就知道其中的悲哀和忧愁有多大。”
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本文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本文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本文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之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本文各个段落，层次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本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之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本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和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令人点头称是，陷入深思。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渐使读者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想见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今天也仍有认识意义，可资杂文写作的借鉴。
附：《野庙碑》
碑者，悲也。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鴞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祸亦随作，耋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扞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扞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徊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
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长洲人（今江苏省吴县）人。关于陆龟蒙的出生年代，各家聚讼不决。据李锋的《陆龟蒙生卒年考》认为陆氏必生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以前，对于卒年按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说法，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其它文学家如朱东润、游国恩、周祖撰也都认为其卒年大约在中和元年之际。陆龟蒙的父亲陆虞。曾官至浙东从事、侍御史，可见陆龟蒙的家事也较为显赫。陆龟蒙自幼聪悟，有高致。通六经大义，明《春秋》，并且善于写文。当时就名振三昊。然而名声鹊起的家世，以及少年的聪慧并没有给陆龟蒙的仕途带来一帆风顺。成通六年（公元866年），陆龟蒙至睦州，拜谒刺史陆墉标志着他人世的开始，据《全唐诗》记载：“上嗣位六载，吾宗刺桐川。余来拜旌戟，诏下之明年。”陆龟蒙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在明年的大比之年，能够搏得功名而前去拜谒的。然而壮志踌躇的他并没有如其所愿，据《新唐书》中记载：“成通中，举进士，不第。不复应试，遂隐居松江甫里。”然而，仕途道路的不得意并没有就此挫伤陆龟蒙文学创作的激情。咸通十年，崔璞来苏州就任刺史，随他而来的还有另一位文学大家一皮日休。皮日休当时官至郡从事。龟蒙与皮日休还有其它一些文人畅游吴郡，肇始了他们互相唱和的历程。当时唱和之诗达六百余首，龟蒙编之为《松陵集》。诗歌数量当是六百九十八首。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锐减陆龟蒙对萧散自然，寄情山水的隐逸生活的追求。据《新唐书》中记载：陆龟蒙有田数百亩，常苦水潦，虽躬耕勤劳，亦不免时遭饥寒。嗜茶好酒，不喜与流俗交。唯好放扁舟，拉蓬席，携书茶壶笔床钓具，泛于太湖中。可见。陆龟蒙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也逍遥自在，在其唱和的诗歌中就有大量“咏酒”,“咏茶”、以及描写“太湖”的诗歌。陆龟蒙井没有打算终身隐居，从此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他在窥探时机，等待政治命运的叉一个春天。果然，在乾符四年，郑仁规刺湖州，陆龟蒙依往，然来几。文规罢任，龟蒙亦返故里。但据吴在庆先生考证：“据《新唐书·本传》谓：龟蒙尝从张搏为湖、苏二从事，于其现存诗文中未见旁证，珠可怀疑。”不论是否果有其事，然而陆龟蒙的第二次出世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此后，李蔚素重之陆龟蒙，有起用之意，未果。中和初，即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陆龟蒙因疾而卒。光华三年（公元901年），因韦庄奏请，赠右补阚。此时距了晚唐时辩江南社会与审陆龟蒙的禽世已整整二十年，这或许也为陆龟蒙的一生划上丁一个完美的句号。由此而观之，陆龟蒙一生主要的时间是寄予于江南的，也许官场的失意正为他在文学创作中闪耀光芒而提供了契机。就陆龟蒙诗歌的文学艺术价值而论，众家纷纭。究其文敞强调寓“惩劝之道”（《苔赋序》）。虽然陆龟蒙长期过着隐逸的生活。然而面对晚唐时期战乱之频仍，生民之凋敝，世风之不振，等诸多现实，陆龟蒙颇为关心，故其诗文中屡屡提及。就连鲁迅先生也称赞陆文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谰集·小品文的危机》）陆诗受韩愈影响颇深，虽诗文中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内容，然亦有炫才耀学之作，故胡震亨评之：“陆鲁望江湖白放，诗擞宜饶，而墨彩反复黯纯者，当繇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人诗耳。”（《唐音口签》）其小诗亦有平淡真切可诵者。乾符六年春，陆龟蒙自编其“歌诗赋颂铭记传叙”为《笠泽丛书》，著述颇多。无论陆诗的思想价值及艺术价值。孰优孰劣，但陆龟蒙工于诗文，与皮日休为友而齐名，并称“皮、陆”,这是文学史上的定论，而且诗文中不乏大量反映晚唐江南社会的风貌。唐代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正日益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产生，使得北方连年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政局的相对稳定，吸引着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使得江南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由于安史之乱而引发的“经济中心南移”,使得这个往日荒蛮凋敝的地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方而，政治社会的相对安定，给江南士人尤其是生活在江南的诗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以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尤其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在江南这个地域的生根发芽，这一切都给诗人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的遐想。所以，如果把唐代的江南譬喻成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那么无数像陆龟蒙这样的晚唐诗人，则是画中挥之不去的奇景。因为，他们不仅用心体验着当时的社会，更加用诗歌描绘了晚唐社会民众的心态变迁。二、陆龟蒙与江南“事鬼”说。陆龟蒙在其诗歌和小品文中有较多关于江南民间信仰和乡土风俗的记载。其中有关“事鬼”说颇值一述。如陆龟蒙在其《野庙碑》中曾有此类记载，《野庙碑》本是一篇以议论出之，借题发挥讽刺当时之作，其目的是为了刻画当时作威作福、腐朽荒淫的统治者。朱东润先生对其文的评价：“其文文笔辛辣犀利，而情味隽永，耐人寻绎。”然而除了从文学茗品的角度外，陆龟蒙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江南“事鬼”风俗之盛。陆龟蒙在其《野庙碑》并诗中记载：“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日将军；有温而愿暂而少者，则日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日姥；有妇容而艳者，则日姑。”所谓瓯越指的是现在今浙江省东南地带。越，古种族名。汉初东越王摇都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地濒瓯江。所以后世称为瓯越。而唐代永嘉属温州，亦与苏州统属江南东道，可见这“事鬼淫祀”在江南还是具有普遍性的。此外，在陆龟蒙的《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中也可佐证。其记载说：“江南多事鬼，巫觋连殴粤，可口是妖讹，恣情专赏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