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忆江南》赏析--山川之美值得歌颂
白居易《忆江南》赏析--山川之美值得歌颂
肖旭
白居易的《忆江南》词,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一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吟咏回味。我记得1978年3月31日,郭沫若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作讲话时引用了其中的名句,他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热情洋溢的讲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心愿,因而也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至今每当我们获悉全国各地的每一项新的重大成就时,我们都会想起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的词句。郭老引用得好,赋予了原词以新的含义。但话又说回来,白居易的诗之所以值得借用,又确实因为它是春的颂歌,美的回忆。
《忆江南》一共三首,它们的原文是: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在《江楼早秋》一诗中曾说“江山入好诗”,也就是说他认为即景抒情的诗须大好江山之助,这是他从创作实践中悟出的道理。
他的《忆江南》能写得这么感人,和他长期生活在江南,由衷地喜爱江南分不开。
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人。他的曾祖迁居华州下邽县。唐代下邽,今属陕西渭南县。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县。他一生有十余年的时间居住在江南。和盛唐诗人远赴江南多属旅游不同,白居易四下江南,每次都有特殊的原因。他第一次下江南是童年时代。那时,安史之乱虽然早已平定,但新的藩镇叛乱却不断发生。在河南,先后就有李灵耀、李希烈的叛乱,闹得人民不得安宁。白居易在十一二岁时逃难到了浙江一带。几年后到过苏州、杭州。白居易第二次下江南是在壮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心怀二心的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暗杀宰相武元衡,裴度受伤,朝野震动,当政者束手无策。白居易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他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上疏力主缉捕凶手,触怒宰相,被贬为江南西道的江州司马,在九江居住三年多。白居易第三次下江南时,已年过半百。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他在中书舍人任上曾上疏纵论对河北藩镇用兵的问题,不被采纳。六月,元稹罢相后,他眼见宦官专权,党争激烈,便请求到外地做官。七月,朝廷任命他为杭州刺史,历时两年,政绩卓著。白居易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江南,年已五十四岁。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春三月,白居易在洛阳太子左庶子任上接到朝廷派他作苏州刺史的任命,五月端阳,抵达任所。第二年秋天,因为眼病免官。冬天,他跟从和州离任的刺史朋友刘禹锡结伴回北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重到江南了。
《忆江南》的写作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的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的又说在大和元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不是太笼统,就是太简单,缺乏事实根据。
笔者认为要确定《忆江南》词的写作年代,必须从了解刘禹锡的《忆江南》词入手。刘的两首词,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然后他吟咏道:“春去也,多谢洛阳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裒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频。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两首词一再叹息“春去也”,“春过也”!说明他们作于初夏。第一首又说“多谢洛阳人”,暗示写作地点在洛阳。既然如此,就只有刘禹锡、白居易某年初夏都在洛阳,才可能唱和了。因而也就排除了“大和元年”、“大和八九年”作词的两说。根据白居易、刘禹锡的行踪看,他们从开成二年到会昌二年有六个初夏在一起度过。他们都有江南生活的经历,都在苏州做过刺史。因此,他们在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两人都是六十六岁的时候,共同回忆美好的江南生活时,各自写了《忆江南》词。
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从构思上看是一个整体:第一首写整个江南,第二首写回忆杭州,第三首写回忆苏州。
江南,作为古地区名,时代不同,内涵不同。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江南道,其辖地域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的长江以南的部分地方和贵州的东北部。唐玄宗时又将这一大片地方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东道治所在苏州,西道治所在洪州。白居易一生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十多个春秋的江南生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江南东道、西道境内他都有好诗流传。他在浙江等地避兵乱时曾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在贬谪时借江南瘴厉地发过牢骚,这都不能拿来证明他不爱江南,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统观他的全部江南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是到一个地方爱一个地方的。
读白居易的江南诗,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他把江南作为第二故乡的感情。他的《忆江南》词把他赞美江南,喜爱江南的感情表现得更为热烈和鲜明。试看第一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这首词劈头一句就是一声赞叹:“江南好”!这看似平淡的三个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词人长期蕴蓄于胸中的感情的表露。接下去词人用“风景旧曾谙”五字来补足“好”的内涵以及他要赞美的原因。“谙”是熟悉的意思,词人熟悉江南的好风景,所以每一回忆江南就忍不住为它叫好。江南值得称许之处甚多,如土地的肥沃,物产的丰富,人民的聪慧勤劳等等都值得歌唱,而一首小词又不能无所不谈,因而他只拈出江南迷人的风景来写。江南处处有长江的身影,长江之春也最令人难忘。“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十四个字描绘的景色简直像一幅色彩绚丽,气势磅礴,意境优美的油画。它一下就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我们仿佛看见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词人在江边徘徊,忽然间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江边的春花沾满了晶莹的露水,本来就很可爱,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是红艳艳的胜过了火焰。这里词人像一位杰出的画家仅用简练的几笔就把春花的鲜明色泽,光线的变化以及欣赏者的喜悦之情,完美地表现出来了。有人认为这江花系指长江卷起的浪花。的确,白居易曾经用花来形容浪花。如他在《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一诗中就说过“风翻白浪花千片”.不过,白居易在这首词里写的“江花”却不是江上的浪花。因为他写的是长江之春,岸上红花既是写实,也和下句描写春江水色不重复。不然才写了江水,又写江水,岂不单调!“春来江水绿如蓝”把一江春水写得好逗人喜爱啊。“蓝”是一种蓼科植物,叶子含蓝质,可以制深蓝色的染料蓝靛,这是一个很新鲜、很贴切、很生动的比喻。南方的水色给白居易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他在《长恨歌》里说“蜀江水碧蜀山青”,在《缭绫》里说“染作江南春水色”,在这里又与蓝靛相比,都写得很美。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叫人如何不眷恋江南呢?“能不忆江南”正是用设问的语气来做肯定的结论。读词至此,热爱祖国锦绣江山的人们,仿佛听到了作者的啧啧声,感觉到了他的激动,很自然地也会产生一种共鸣。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第二首词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假如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名画了。
杭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是我国东南的形胜之地。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淘井,加固堤防,治理西湖,为当地人民作了有益的事情,当地人怀念他,他也时时想念这个地方。他的写景诗中,有不少写杭州的名篇。如《杭州春望》、《馀杭形胜》、《春题湖上》等,古今传诵的是七律《钱唐湖春行》,它说:“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显然很爱西湖的春天,为什么他在词里偏偏不写杭州之春呢?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和第一首词所写的春景重复。
他写杭州之秋,一写灵隐寺赏月赏桂,一写高亭之上观钱塘江潮。两句词就写出两种境界。“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山寺”,指的是西湖西边的灵隐寺。这座古刹有许多传说,有的还蒙上一层神话色彩。如传说灵隐寺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就让人浮想联翩。所以宋之问《灵隐寺》诗说:“月中桂子落,天香云外飘。”《南部新书》也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曾拾得”.寺僧当然是在说谎,但寺中多桂却是事实。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中秋节桂花飘香,那境界使他终身难忘。山、寺、月影下,寻桂子,写出了幽美的环境,也写了置身其间的词人的活动,使我们读后恍如身临其境。然而,词人回忆杭州还有另一种境界使人难忘。那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潮是大自然的奇观。他的形成和环境很有关系。钱塘江的入海处就是杭州湾。这个海口很像一个正对着东海的大喇叭口。由于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便形成了奇异的潮汐现象,特别是每年秋季的八月,海潮来时,潮峰可达到一丈多高。它仿佛是一座银山,又仿佛是陡立在江中的一堵水墙,从远处疾速地向杭州方向推进,十分壮观。弄潮儿举着红旗迎潮而上,更是惊心动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杭州人像过节一样,倾城出动,登山临江,翘首观潮,煞是热闹。白居易的杭州诗多次写蓟钱塘江潮,如《重题别东楼》诗就写到他登高遥望迎涛弄水的印象。“郡亭枕上看潮头”,以幽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的境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白居易是热爱杭州的,所以他在回到北方以后,又产生了“何日更重游”的愿望。
再看《忆江南》的第三首:“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这首词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可以使人想到苏州的虎丘山、馆娃宫的风景,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
苏州,有许多春秋时代吴国的遗迹,如阊门馆娃宫、虎丘山等。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是鱼米之乡。安史之乱,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江南生产发展,经济文化繁荣,在苏州有突出的反映。白居易的《登阊门闲望》诗说:“阖阔城碧辅新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苏州是江南东道的政治中心,州刺史任务繁重。他写诗告诉友人元稹说他处理公务:“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秋寄微之十二韵》)不过诗人究竟是诗人,每有闲暇,总免不了寄情诗酒歌舞。他爱太湖的山水,也爱当地演出的音乐舞蹈。他写的《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颇有特色。他重视苏州的女艺人李娟、张态,认为她们能演好《霓裳羽衣舞》。苏州名酒叫“竹叶春”,所以白居易在词中说:“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白居易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说:“早晚复相逢”.
读完《忆江南》,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三个特色:
第一是它的创造性。文学艺术贵在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生命。塞北和江南风光是文学作品中经常描写的内容。一说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丘迟《与陈伯之书》所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景象,也会想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及其它描写江南的乐府民歌。白居易的《忆江南》词能写出新意,创造新的艺术境界,很不容易。拿它和唐人的《状江南》诗相比更能见出作者的独创性。
第二,词的民间气息很浓。词的发展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白居易虚心向民间文学学习,写出了绝妙好词,促进了词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我们只要细心地把《忆江南》和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作一些比较,就能感受到它的民间气息。
第三,词的音乐性很强,适合于歌唱。白居易和刘禹锡在《忆江南》题下都注明他们的作品是为歌曲写的新歌辞,这种写作方式对于词这种新诗体的形成无疑是有益的。
引人脱离现实的山水诗、风景诗词是不足取的,但不能一看到写山水风景的诗词就一概加之反对。好的写景作品以浓烈的生活气息、赞美大好河山的激情,能引起人们对生活、对祖国的热爱。对于这类作品,人们爱读也就不足为奇了。
恩格斯说过“大自然用几座丘陵、山野、树林、吃草的家畜就创造出了无数优美的风光”.(《风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我们伟大祖国得天独厚,有许多山川之美,值得歌颂,在反映沸腾的社会生活的作品中,我们的锦绣河山常使它们增辉生色。我们时代的美的颂歌,美的回忆,将使祖国的文学宝库更为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