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误国：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斗争 【近世人物志】

明清两代，乡试、会试，实行分房阅卷，每一房分配一位考官，名曰同考官，他们的工作，有如比赛的初选，披沙拣金，把本房的优秀试卷挑出来，加以批语，推荐给主考官，由其复选。如果考生最终金榜题名，对同考官，须称“房师”，对主考官，须称“座师”，这二者所对应的师门，往往构成了一位官员的政治派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25岁的李鸿章中进士，他的房师叫孙锵鸣（孙锵鸣这一房出了两位大人物，除了李鸿章，还有沈葆桢，是以有“朝中宰相两门生”之誉）；孙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进士，他的座师叫翁心存。由此而论，对于翁心存，李鸿章该叫一声“太老师”，在翁心存的小儿子翁同龢面前，他也当执子侄礼，尽管他比翁同龢大七岁。

李鸿章对翁心存，可谓心悦诚服。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云：“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铭，于曾蔑如也。”二铭是翁心存的字，曾即曾国藩，蔑如，译作大白话，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王闿运当面嘲笑李鸿章：“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到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李鸿章笑而不答，他的笑，大抵是苦笑。王闿运这两句话，不仅指向李与翁氏父子的两代恩怨，还关乎国事与国运，姑且一一道来。

今人谈李鸿章与翁同龢之争，往往从翁同书说起。翁心存膝下三子，翁同书系长子，咸丰八年（1858），官至安徽巡抚。在任两年半，先丢定远，再丢寿州，遭到其顶头上司两江总督曾国藩弹劾。那份杀机四伏的《参翁同书片》，相传出自李鸿章之手。

结尾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句话十分要命，把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皇帝师傅的翁心存拉出来，则令当国者不敢袒护，遂判翁同书死刑。当时翁心存年过七十，卧病在床，听闻噩耗，急火攻心，病情加剧，于年底去世。此间，翁同书被暂释，为父亲送终、服孝，翌年改判，流放新疆。这相当于用老子一条命换回儿子一条命。更不幸的是，同治四年（1865），翁同书死于甘肃军营，享年55岁，算起来，他只多活了四年。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翁同龢不敢恨曾国藩（同治七年，翁同龢在北京见到曾国藩，“无一语及前事”，虽然想到了死去的父亲和哥哥，却提醒自己“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则迁怒于李鸿章，此后处处排挤，时时刁难，至甲午一役而酿成巨祸，大清国运由此急转直下，无力回天。

这是最流行的说法，翁同龢因而被塑造为背公向私、以私废公的典型。不过，据谭伯牛兄考证，李鸿章代笔事件，并无确证，更像是基于后见之明的想象，他读翁同龢日记，发现翁氏所怀疑的代笔者，不是李鸿章，而是李的老师、庐州三怪之一徐子苓。《参翁同书片》之起草，应在咸丰十一年（1861）冬，其时徐子苓、李鸿章俱在曾国藩幕府，然而江南战事危在旦夕，李鸿章正奉曾国藩之命全力筹建淮军，出兵救援，只怕无暇分心。翁同龢一生唯谨慎，日记惜墨如金，既然给徐子苓挂了号，“弹章疑出其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必有可信的消息源。

我愿为伯牛兄的结论补充一点证据，此即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所云李鸿章与翁心存的亲密关系。须知李鸿章为人，最重情义，成为大佬之后，则以护犊子着称，有时竟不惜徇私。他如此服膺翁心存，倘若曾国藩令他起草奏折，参劾翁同书，下笔之际，断然不该踩一脚，只会拉一把。拿“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来说事，暗中绑架翁心存，绝非他的风格。


翁同龢书法

如果能够明确，李鸿章不是《参翁同书片》的代笔者，只是背锅者，那么翁同龢与他的斗争，则无私怨的成分，纯粹出于政见与派系之争。

翁同龢属于什么党？一是帝党，二是清流——他是后清流的领袖。李鸿章属于什么党？一是后党，二是浊流，恰与翁同龢相对。若谓帝党与后党之说源自后世的建构，单说清流与浊流。按吴汝纶定义：“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其实清流党人，并非尽数反对洋务，如张之洞，从中央下派地方之后，反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大将，不过翁同龢不在此列，他的头脑，偏向保守，对于洋务相当迂阔。办洋务的官员，被视为浊流，则属事实，浊流之中坚，便是李鸿章。所以说，哪怕基于清流与浊流之争，翁同龢与李鸿章，必定势同水火。

除了政见与派系之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翁同龢这个人，一来好名，二来好权，可惜格局太小，这两点，皆成致命缺陷。金梁《四朝轶闻》说翁同龢喜欢招揽名士，前提是这些人必须与他立场一致，愿意为他所用，结果，“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无法达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至于好权，“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和，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他与当朝大佬，大都不和，被他排挤的人，包括李鸿藻、张之洞、荣禄、刚毅、徐桐等，当然少不了李鸿章。

翁同龢怎么排挤李鸿章呢？最显着的表现，无疑是甲午战争，硬逼李鸿章出战。从表面上看，这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端，不过这背后，翁同龢正有其小九九。王伯恭是翁同龢的门生，李鸿章的部属，与两派都有关系。据其所着《蜷庐随笔》，他曾试图调和翁李之争，特地从天津赶往北京，拜谒翁同龢，力谏主战之非，翁同龢不以为然，笑话他书生胆小，他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翁同龢答：“合肥（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他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良楛，即精良与粗劣。翁同龢的意思是，借此机会，看看李鸿章到底行不行，不行的话，正好整他一把。

开战之后，中国屡败。翁同龢奉旨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为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初二日。据其日记，先慰勉，后严责，李鸿章惶恐不已，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翁同龢问：“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答：“奉天兵实不足恃，我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另据胡思敬《国闻备乘》，二人之间，还有一段激烈争执。翁同龢问及战事，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战。这里有一句话，即李鸿藻所言“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常遭引用，被视为翁同龢打击报复的证据。不过我们既然已经推论，翁李之间并无私怨，那么翁同龢限制北洋军费，说到底还是公事，“计臣以撙节为尽职”，可谓大实话，撙节者，节约也，理财之要旨，无非开源节流，翁同龢之于理财，本是外行，无力开源，只能节流，勤俭持政，正符合他的性格。

这么说并非为翁同龢辩解。他刁难、排挤李鸿章，见于史册，无可置辩。区别在于，这到底出于私怨，还是公论，相形之下，前者是一个官员的德行问题，后者则可归之于国运，前者可恶，后者可怕。可怕的是，国家危急存亡，迫在眉睫，执掌朝政的重臣却是这么一位爱惜羽毛、纸上谈兵、意气用事、鼠目寸光之徒，诚可谓“名流误国”（胡思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