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古典文学家园的“守护者”
发布时间：2022-10-15 09:10:02作者：楞严经读诵网
《文学遗产》：古典文学家园的“守护者”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创刊于1954年，最初为《光明日报》专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复刊后改为独立期刊，归属于社科院文学所。据主办方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文章，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也多与《文学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字因缘。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古典文学的“常青树”
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所言，《文学遗产》“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就和辉煌”。已年过八旬的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说，自1956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宋元南戏的几点理解》开始，就一直与其主办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好影响。《文学遗产》还是培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中华书局原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作为最早的读者与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级的好几位同学当时都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和通讯员。葛晓音回忆第一次与《文学遗产》结缘的经历时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但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
在海外，《文学遗产》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葛晓音举例指出，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古籍研究中心阅览室中，供师生随时翻阅的中文文学期刊主要就有《文学遗产》，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松浦友久长期订阅《文学遗产》，每一本刊物上都被画满了红蓝杠杠。
《文学遗产》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老中青一代代学者的青睐，是与其坚持平等公正的学术风气分不开的。熟知《文学遗产》编审流程的葛晓音说道，从编辑部到专家审稿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实、严谨为标准，不受歪风邪气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北京大学教授费振刚则希望《文学遗产》的这种做法为学术期刊树立正气，发挥影响，使学术环境更加健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说，在社会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从全民投入降低到大学从业者的职业需要的大背景下，《文学遗产》能够长期坚持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坚持学术公器的面貌，俨然守护古典文学精神的学人们的旗帜。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用“悬格甚高，守土甚严”八字来形容《文学遗产》的精神与品格，“‘悬格甚高’保证了《文学遗产》杂志的质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以此树立了品牌；‘守土甚严’指的是60年始终坚守古代文学这一发表阵地，不变初心，不改初衷。”他认为，这是其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
此外，《文学遗产》的“常青”也与其坚守学术创新的品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表示，《文学遗产》创新表现之一便是发挥学术个性，“缺少了学术个性，只能带来平庸，何来的创新？”此外，他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还应体现科学的精神，以求实为基础，并符合道德的规范，“文学遗产一贯重视‘文德’，‘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是她广受学界同仁尊重的要因。”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在创刊纪念大会的背景板上，“三千年文学遗产，六十载学界情缘”的题词赫然映入眼帘，无疑道出了《文学遗产》的文化使命。《文学遗产》于60年中，卓然挺立于学界之林，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那么，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如何让传统经典嵌在脑子里，融入血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文学遗产》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文学遗产》站在时代高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并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保持家国情怀和服务社会主义大局的意识，它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指出，60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文学遗产》将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表示，学者们应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创造性和互动性，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还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开阔研究视野，才不至于将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个人化。
对于《文学遗产》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集读者、作者与编辑三职于一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表示，他将会把其所经历的与《文学遗产》有关的事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未来修史的依据。”
（来源：人民政协报）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创刊于1954年，最初为《光明日报》专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复刊后改为独立期刊，归属于社科院文学所。据主办方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文章，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也多与《文学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字因缘。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古典文学的“常青树”
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所言，《文学遗产》“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就和辉煌”。已年过八旬的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说，自1956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宋元南戏的几点理解》开始，就一直与其主办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好影响。《文学遗产》还是培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中华书局原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作为最早的读者与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级的好几位同学当时都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和通讯员。葛晓音回忆第一次与《文学遗产》结缘的经历时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但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
在海外，《文学遗产》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葛晓音举例指出，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古籍研究中心阅览室中，供师生随时翻阅的中文文学期刊主要就有《文学遗产》，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松浦友久长期订阅《文学遗产》，每一本刊物上都被画满了红蓝杠杠。
《文学遗产》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老中青一代代学者的青睐，是与其坚持平等公正的学术风气分不开的。熟知《文学遗产》编审流程的葛晓音说道，从编辑部到专家审稿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实、严谨为标准，不受歪风邪气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北京大学教授费振刚则希望《文学遗产》的这种做法为学术期刊树立正气，发挥影响，使学术环境更加健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说，在社会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从全民投入降低到大学从业者的职业需要的大背景下，《文学遗产》能够长期坚持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坚持学术公器的面貌，俨然守护古典文学精神的学人们的旗帜。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用“悬格甚高，守土甚严”八字来形容《文学遗产》的精神与品格，“‘悬格甚高’保证了《文学遗产》杂志的质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以此树立了品牌；‘守土甚严’指的是60年始终坚守古代文学这一发表阵地，不变初心，不改初衷。”他认为，这是其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
此外，《文学遗产》的“常青”也与其坚守学术创新的品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表示，《文学遗产》创新表现之一便是发挥学术个性，“缺少了学术个性，只能带来平庸，何来的创新？”此外，他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还应体现科学的精神，以求实为基础，并符合道德的规范，“文学遗产一贯重视‘文德’，‘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是她广受学界同仁尊重的要因。”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在创刊纪念大会的背景板上，“三千年文学遗产，六十载学界情缘”的题词赫然映入眼帘，无疑道出了《文学遗产》的文化使命。《文学遗产》于60年中，卓然挺立于学界之林，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那么，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如何让传统经典嵌在脑子里，融入血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文学遗产》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文学遗产》站在时代高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并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保持家国情怀和服务社会主义大局的意识，它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指出，60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文学遗产》将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表示，学者们应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创造性和互动性，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还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开阔研究视野，才不至于将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个人化。
对于《文学遗产》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集读者、作者与编辑三职于一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表示，他将会把其所经历的与《文学遗产》有关的事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未来修史的依据。”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