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大学堂的餐厅，有个很大的露台，在露台上可以看到旁边舒展的草坪，与草坪尽头若隐若现的太湖景色。

ELIAS的成员虽然活动项目很繁忙，却也喜欢在忙里偷闲跑到这里来喝咖啡。先生看上去也颇喜欢这个地方，后面有不少堂课，他都坐在餐厅的圆桌旁边，和大家一边喝茶一边漫谈。

这次他讲的是人生的目的。先生点起一支烟，回忆起一段往事。

“抗战时期，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来找我，让我给他的学生讲一堂课。上课之前，我问学生，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一位学生举手问道，什么是人生的目的？”

“几十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回答，我说，首先，你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其次，这个题目其实不是一个题目。最后，你的题目又非常合逻辑。 ”

为什么这个题目出得不是一个题目？先生说：“有谁光着屁股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就说，我生来就是为了来干什么什么的吗？所以关于人生的目的，有许多理论，可那些理论全都靠不住。”

先生甚至用孙中山先生举了例子，“孙中山先生提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可哪个孩子光着屁股生出来的时候就会说：我为服务而生？他这个是政治哲学，如果仅仅以逻辑本身来讲，不合逻辑。”

那为什么最后又说题目非常合逻辑呢？先生说，“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答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但是仅仅这样回答我们不甘愿，仍希望有个目的。于是就有了两个问题。”

首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生+命，所有外在的生物叫做‘生’，也就是佛学里的‘众生’。而有思想、有灵魂的叫做‘命’。”先生说，“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生命是个二元论的组合。生命实际上是一元论的，生命背后的能量虽分阴阳，其实是统一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心物一元论’。”

其次，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中国有句老话叫，生有轻如鸿毛，死有重如泰山。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周边的许多国家，所以我们与我们的周边国家，传统教育都重‘忠’‘孝’，知识分子都重视‘节操’。轻视生死，同时重视生死。”先生说。

“可是这些教育到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教育，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过程。现在的教育注重实用主义，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抛在一旁。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生命的问题分两个层次，先是生存问题，接下去才是生活问题。可是在现在的背景下，人们做的种种一切都是为了生活，而忘记了生存。可以这么说，现在全世界人民没有思想没有文化，一片空白，忘记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样下去后果很严重。”

东方的固有文化被推翻了，西方的固有文化也被推翻了，现在我们只为“生活”而努力，忘记了“生存”，忘记了社会生存的深层问题，更忘记了生命的意义。如何重建这些被推翻了的文化传统？相当困难。先生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钱财能买得到的。

知识分子要做什么？知识分子要做出事业来。先生说：“中国文化对‘事业’的定义很艰深，《易经》有云，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像现在随便开个公司赚点钱，那只能算作职业。真正的事业，是为‘天下之民’的利益干的，否则都是职业而已，哪怕皇帝，也只是一个职业，职业为的永远只是生活，不是生存。因此我们为何要修炼？为何要反思？我们就是要追求并非只为了生活，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东西。”

先生抽完一支烟，烟雾与他的语句一起在整个餐厅里飘动。

太湖大学堂确实非常漂亮，每幢楼都精巧别致，各有洞天。楼与楼之间以长长的回廊连接，即使下雨天，穿行在两幢楼之间，不会被淋到分毫。楼宇西侧是一块大草坪，草坪修成一个大大的太极图，草坪四周杂以各种灌木和乔木，在秋季的湖风吹拂下，落英缤纷。

大学堂修建了六年，尚未竣工，先生说，学堂修来不易啊，当初他修金温铁路，也只用了六年。

二十多年前，政府想与先生合作修筑金温铁路，从金华通到先生的故乡温州。先生接受这一提议，但是他提出四点要求，修筑这条铁路，要用“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国文化的精神”。

“首先我要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把这条铁路变成公司。可在当时，铁路全都是国有制，没有铁路公司化的先例，”先生说，“但是我的愿望却是把满清以后的所有铁路都变成公司化。”他的想法是，为侨商回国投资，铺开更宽阔的道路。

“其次我想把这条铁路分成一股一股，一股十块钱，全部卖给沿路的百姓，”先生继续说，“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股份制这个概念还不深入，所以政府并不理解这样做法。其实这是取之于民、还路于民的方法。”

最终铁路修完后，先生还是把铁路所持股权全都还给了中国政府，只是收回了最初的投资本钱。投入多少收回多少，一分钱都没有赚，利息也没有算。“我修铁路就是想为家乡的老百姓做些事情，完全没有私心。今天我在这里要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天下为公’，真正一点私心都没有，那谁也拿你没有办法。”先生说。

百姓仍旧是真正的受益者，先生说，“这条铁路一共挖了人家的坟墓一万六千多座，没有一个老百姓反对过。这个道理是什么？老百姓的愿望，愿望这个国家发展。这就看到老百姓的心愿。”

最后一天的讲座，先生仍旧坐在餐厅里，四天的时间很长也很短，先生用一句成语送别所有的ELIAS成员：临别依依。

在最后一堂课上，先生总结了这四天讲的人类社会面临诸般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十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工业的第一次第二次革命，到现在第三次的精密工业革命所发生的。”

“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科技文明精密的发达，使人类倾向于唯物的享受了。所以科技文明精密的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今天，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方便，但科学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甚至可以说给人类带来更多更新的烦恼。”

先生回顾中国四千年多的文化传承，试图从历史上找到和现时代问题相似点：“以中国历史来讲，中国文化四千多年，我们用的历史是以黄帝纪元开始，现在是四千七百多年了。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成就是以天文、数学为主，所以真正要研究人类科学史，数学的历史或者天文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当中，数学、天文，应该是人类历史先进的第一页。而且把非常复杂的天文数字，非常复杂的数学原理变成几个字，譬如我们今天讲的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以天干地支搭配，描述地球运行的规律，没有数字，也没有复杂的理论，却非常合乎科学。不过现在这些东西却用作给人算命、看相、看风水，变成迷信的东西了。”

“到了两三千年前，中国的文化由表及里，由科技发展到人文，所以产生诸子百家之学。当时有个学者叫做墨子。墨子主张科技的发展，他是中国社会最初的科学家、工程师，同时坚决反对战争。史书记载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哪个国家发动战争，他就跑过去阻止。”

先生指着台下的ELIAS学员们说，“所以我这一次看你们来，你们诸位好象是现代的墨子，都替人类着想，墨子累得脸都是黑的，光个脚，瘦的累的，为世界上和平到处跑。这么一个人，天下为公啊。”

墨子主张的“兼爱，非攻”，对现时代的社会和谐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同样，儒家道家的自然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意义非凡。

“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素来是走道家、儒家的自然主义，对于奇怪的发明、一概斥以‘奇技淫巧’，不准使用。因为说物质文明越发达，人类的欲望越提高。人类对于物质的发展欲求越提高，社会越乱，精神的生活越空虚了。这是中国两三千年政治领导思想的中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对于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非常发达，儒释道三家归纳，儒家孔子，道家老庄，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成圣贤成仙成佛，生命的升华，往自我的精神方面走，研究个人、自我，研究生命。而在西方，其它一些宗教同样也在形成发展，和中国一样，西方这一二千年的文化也在这一方面走，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先生说。

在没有科技没有先进生产力的时代，中国一直过得很舒服。“当时中国人太舒服了，而这一时代欧洲很贫穷，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通过骗中国，抢印度，才渐渐富强起来，”先生说，“我这样说没有贬低欧洲的意思，只是说，本来一个民族，在没有什么科技的时代活得很舒服，但是西方文明一来，全都变了。”

“但是，中国从西方科技的发展中也受益了很多，虽然中国现代科技一度落后，但却可以迎头赶上。但是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到底带来了什么？还是大问题。科技是没有感情的，而支配人的动力却几乎全是感情，大家常常说的理性，其实基本还是为情绪服务。而感情、情绪是需要哲学、宗教、文艺来修养的，不是靠科技。现在科学科技领导一切，傲视一切，世界也越来越乱，越来越痛苦。其实，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与哲学、宗教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一个，都是宇宙与生命的究竟。哲学从宗教派生出来，科学从哲学派生出来，其实，宗教、哲学、科学本来三位一体，现在只有重归三位一体，才有希望。”先生没有再讲下去，也许该再回味一次中国坚持“兼爱，非攻，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科学家墨子吧。

离别之后，交换而来的是收获，与收获之后的加倍努力。许多ELIAS学员说，在这几天，不光是思想，发生改变的，甚至是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但是正如先生所说，整个世界的诸般问题，并不是这三五天便能解决的。以后的努力将更为漫长。

“以后的发展如何不可知，我不知道，带这些人来的彼得·圣吉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怀着理想而来，他们并没有经费，完全是自己出钱来到这里。所以我非常乐意接待他们，治道的方针，非一言所能尽，能做的唯有尽力所能及之力罢了。”

在最后一节课后，先生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