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亲教师观空法师

　　任 杰 口授

　　栗拙山 整理

　　今年正值当代高僧、一代佛经翻译家观空法师圆寂十周年。法师是于我有恩的大善知识，我想通过缅怀法师的功德来纪念这位大德，并作为将来继续值遇、亲近善知识的资粮。

　　一、学识渊博　教学严谨

　　为了叙说法师的功德，我就先谈一谈亲近观空法师的因缘。

　　40年代我在四川学藏文，从藏区归来的一些法师就向我提到过观空法师，说他学识渊博，具有极大的功德。由此我就对观空法师生起了仰慕之心，发愿要亲近这位大德。1956年，我来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后，又有一位同学，过去是武昌佛学院毕业的，曾经亲近过观老，也是非常赞叹他学识渊博、功德广大。我想要亲近法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想：要是能够有机缘见到这位大善知识，该多好啊！两年后（1958年），法师回汉地治病，来到了北京。应周叔迦居士的邀请，就留了下来，在中国佛学院任教。他讲的第一部圣典是古印度圣龙树菩萨最重要的论著——《中论》。底本是用鸠摩罗什译本，但讲述的内容则是以从印度传至西藏的、有传承、有次第的教授为主，与原来汉地讲《中论》时谈玄说妙的方式不同。这对我而言，实在可谓是深受法益、得未曾有。不久，佛学院成立研究班（后改为研究部），我所在的是藏文中观研究组，由法尊法师主持其事，导师就是观空法师。开始时有好几位同学，但不久都相继离开了，只剩下了我一个，跟随两位法师，边学边译。

　　我学习翻译的第一部论著是《中观论文句释》。初学翻译的我很不熟练，只好采取听法师讲一段课，我译一段，抄好后，再交给法师修改的方式进行。就这样，讲一课，译一段，改一遍；再讲一课，再译一段，再改一遍……。由于当时政治活动多，每周只讲一次课，拖的时间比较长，用了一年左右才译完。与此同时，法尊法师译出了《四百论颂》，交给我们，让我学习，同时要我翻译《四百论释》。有了经验，果然顺手多了，翻译的速度大为加快，虽然《四百论释》文字比《文句释》广好几倍，也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译完了。

　　在此后的几年里，基本上是一年译一部论，在法师的教授下，我又相继译出了《中观宝鬘论释》、《六十正理论颂并释》等几部论著。

　　其中在译《中观宝鬘论颂并释》时，有一位仁光法师，是扎萨克喇嘛的弟子，又是汉藏教理院第一批的学生，加入了进来。他学藏文已经很久了，水平很高，就由他来翻译颂文，我翻解释，共同完成。还没翻完，他竟病倒了，得了胆囊炎，三次开刀，出院时已到了毕业时间，只好把他送回五台山。真是可惜！

　　政治运动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法源寺被砸烂，中国佛学院也停止了一切教学活动。我们先是被安排到广济寺，不久后去“干校”接受“改造”，虽然和观空法师一直没有分开，但却不敢有过多的接触，唯恐给对方带来“不虞之灾”。直到回来以后，1974年，赵朴老召集了一个有观空法师、法尊法师、明真法师等参加的会议，要几位法师写一点东西。法尊法师翻《释量论》[1]、明真法师作《心经注解》、观空法师则自己提出来要还译《解深密经疏》[2]后六卷。我被安排作观老的助手，终于得以再一次亲近法师。从这时起，到1989年法师圆寂前不久，是我在法师跟前学习的第二段时光。

　　就这样，从1958年到1989年，我亲近法师的时间前后大约30余年。在这30年的时光中，我深深体会到，法师的慈悲与智慧都非常广大，为常人所不及，而且学识渊博、教学严谨，于佛典翻译更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了如实传达法宝的深义，一字必求其确，一义必求其真。

　　先来谈谈法师的慈悲与善巧。

　　法师是非常慈悲的，又是非常善巧的。有时候我向他请教问题，法师总是有问必答，循循善诱。他回答问题的方式也非常独特，你要去问他问题，他先不回答，而是先反问你几个你本来就会的问题，可是等你把这几个问题都答完了，你所问的问题也就清楚了。法师讲授经论非常认真，每个字都要考证一下，搞不清楚的绝对不讲，真是字斟句酌。而且，凡是遇到稍不清楚的地方，法师都要去找法尊法师商量后再给我讲，讲的时候还要告诉我说：“这个地方据我与法尊法师商量，认为还是应该这样讲好一些。”

　　有一次我和法师聊天，谈到月称论师和月官论师[3]辩论，月称论师念诵他亲造的《文殊赞》时，连一旁的文殊菩萨像也歪着头来听他的赞颂词的故事。法师说，那就是《岗给罗佐》吧！我说《岗给罗佐》早翻译成了汉语！他忙问：“在哪儿？谁翻译的？拿来我看看！”我说“在老上师（即能海上师）集译的《五字真言念诵仪轨》上有啊！”于是我把书拿来给他看。他看了说：这是当年我和严定法师一起翻译的。又说：“这个文字还不好，还要重翻。”后来法师果然重翻，不光重翻了颂文，还翻了注释和仪轨，这就是著名的《文殊最胜赞》和《依至尊妙音修七支赞仪轨．除三有暗之灯》。在我们看来，两次翻译的文字并没有好大区别，前译只有个别文字不及后译优美，义理并无错谬。而时间相隔60年之后，法师坚持重译，观老于译事之严谨，也就可见一斑了[4]。

　　观空法师指导我们翻译的这些论著，从文字上讲可以说是佛典翻译史上的一次“改革”，目的就是要让更多人能够领受其中的法义。最初是周叔迦居士提出来，说翻译文字要稍微通俗一点，不能太古典了，因为大家都不会文言了；如果太古典，大家会看不懂。这个观点一提出来，观空法师和法尊法师马上就表示同意，并且在指导我们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了这一点。这一点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办到。法师常说：“全翻成白话文，就不像一部论了，而且白话文也无法把论典中的精义如实地表达；但翻的太古典又让人看不懂。要从中找出一个既如法又契机的最佳方案来，实在是不容易！”

　　二、远疏财利　生活简朴

　　法师一生对于名利非常淡泊。我第一次拿到《现代佛学》的稿费时，认为《文句释》是在法师指导下才翻出来的，应当把稿费给法师才对，就准备供养法师。法师知道了，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还说，“我不会拿的，我比你收入多，你留下买些纸笔吧！我一分也不会要的！”

　　法师一生不收受供养。到了80年代，有居士一定要供养他，他推不掉，就收下一点，再还给人家一些别的东西。有一次法师咳嗽，我买了一些上好的鸭梨给他送去，他也只收了一个，而且还给了我一个苹果。后来我才听贾题韬居士说，他在西藏就是这样不收供养的。

　　法师在佛教协会几十年，一直未长过工资，他也不要求。法师不仅不和别人争，还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供养给外地穷苦的出家人，所以法师身边总没有钱，就连衣服都很少购置。

　　法师在财物上淡泊，在名利上更是如此。翻译《四百论释》的时候，我想，唐代玄奘法师译场中，那么多人在工作，最后统一成玄奘法师一个译者名字，现在《四百论》翻出来了，也应该署上观空法师的名字。观老见了，把自己名字勾掉，并且表示不愿署名。到了后来，《房山石经》编辑委员会的名单中需要一位出家人的名字，赵朴老跟法师说要把他放进去，法师不同意，朴老就让我去劝法师。我劝了几次，法师都坚决不同意，说：“我不要出名你是知道的，何况我又没做什么具体工作，不要再提这个事了！”虽然《房山石经》最后出版时没有署任何作者的名字，但法师对于名利的态度，从此事中可见一斑。

　　观老生活简朴。在法源寺、广济寺那么多年，有些法师喜欢自己做些可口饭菜，观空法师虽然地位崇高，年岁又长，却从来都只在食堂打饭。在生活上从来不要别人帮助，虽然手臂残疾，但却事必躬亲，从不差劳别人。1958年到1966年间，我和法师同住一个小院，门对门。早上我下殿回来，总是看到法师把小院扫得干干净净。我非常不安，说应该让我扫。法师却说：“你们又要上殿，又要听课，那么忙，哪有时间扫啊！你现在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经典上！”

　　就是80年代以后，法师年岁那么大了，我每周六去法师处，法师也从不让我们帮他料理生活。我说：“法师！我们是真心要来供养的。帮您老人家做些事情，心里非常高兴，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干呢？”法师就说：“我现在自己能干，为什么要劳动别人？等我干不了的时候，你们再来帮我！”

　　还有一次，法师专门给我讲起西藏的几位大修行者一生住山、不收供养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就是《缘起赞句义略解．见深义眼》的著者达玛巴扎大师。他说达玛巴扎大师学问出众，见解极深，但是终生住山，生活非常简朴，每年只下山到寺里讲几次课，从不受人供养。法师非常佩服达玛巴扎大师，翻译的著作有许多是达玛巴札大师的作品，在生活上更是终生都以达玛巴扎大师为学习的榜样。

　　法师内秘菩萨行，从不对外宣说自己的功德。1980年以后，我每周去法师处，除了请教一些问题外，总是希望多知道一些关于法师的事情，尤其是他在西藏求学时的事情。但法师却从不说自己的功德，总是赞叹他人了不起。我一问，他就说某某喇嘛了不起、某某格西功德大，而从不谈他自己。直到1989年观老示寂前不久，有一位法师去请教观老的生平，才有了一点资料，这就是法师示寂后由周绍良居士让我执笔完成并发表在《法音》杂志上的那段文字。

　　法师原籍湖南耒阳新市镇，俗性廖，生于1903年农历十月初五。1919年从湖南衡阳西禅寺礼智玄长老披剃出家，法名观空，同年在南岳上封寺受近圆戒。1922年在武昌佛学院学习，1925年随大勇法师赴西藏学法。1936年，应北京四众邀请，在法源寺佛学院讲《菩提道次第论》。不久又返康定，准备再赴西藏学法。1939年，应邀再度至京，旋赴天津，经印度入藏，在拉萨哲蚌寺从颇章喀大师、康萨仁波切学经，并接受了多种灌顶传承。

　　1958年，法师来北京治病。从1959年至1965年，在佛学院研究部讲学，指导学员将藏文《中论文句释》、《四百论释》、《六十正理论释》、《中观宝鬘论释》、《释中观自续派》和《释中观应成派》译为汉文，共约三十余万言，填补了汉文中观论著之不足；还译有《木纳日巴略传》。

　　“文革”期间，法师一度被下放干校劳动，1973年回到广济寺。1980年，从藏文还译圆测法师所撰《解深密经疏》后六卷，补全了这一唐代名著，使千载佚文重还完璧；还汉译了《缘起赞句义略解．见深义眼》，摘译了《三主要道讲录．开妙道文》和《妙吉祥最胜赞》。法师还曾以笔名潭影，在《现代佛学》上发表多篇论文。

　　法师一生戒行精严、解行并重，学识渊博、治学谨严、教学认真；他的翻译，字斟句酌，稳妥雅顺；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后学问法，必详为解说；修福修慧，少欲知足，远疏财利，一生拒受他人供养。

　　法师常常赞叹他人功德，尤其是对法尊法师特别尊重。“文革”后，法尊法师回广济寺住，观老每天都去看法尊法师，和法尊法师研习教理。当时我正在翻译《宗派建立宝鬘论》等一些论著，每遇有疑问之处，去请教观老，观老总是谦虚地说：“有问题去问法尊法师嘛！法尊法师在，就应该多去请教。”真是虚怀若谷。

　　三、译著功德　殊胜圆满

　　再来谈谈法师的智慧功德和事业功德。

　　虽然法师一生赞叹他人，从不自炫，但我亲近法师时间长了，偶尔也能听到一些法师的殊胜智慧功德。原来法师在西藏亲近了许多大善知识，其中就包括被称作“日月二轮”的颇章喀大师和康萨仁波切。听闻、学习了许多经论，也受了不少稀有难得的灌顶。他还亲近过甘丹赤巴[5]，有一次甘丹赤巴讲经，讲过之后提了一个问题。大家回答，赤巴都不满意，总是摇头。最后法师也回答了一遍。答过之后，赤巴非常高兴，哈哈大笑地说，“还是汉地喇嘛答得好！”从此西藏的同学都非常钦佩他。

　　又有一次，一位在印度大学教书的藏族大学者来北京做访问学者，提出来说：“现在西方人理解不了‘空’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办呢？”法师马上回答说：“让协结冬巴没巴哇”，意思是说：“一切事物是自性空，不是没有这个事物。”藏族学者一听，当即表示赞同，连说“对！对！”后来法师告诉我说：“就那位学者的水平而言，他不会不懂这个问题，他是来考我们汉人来的。”可见法师的智慧殊胜。

　　法师学识渊博、戒行精严，那是有目共睹的事。在康定跑马山的时候，降巴格西就尊称他为“老和尚”。1936年，法师从西康东返时，就有汉藏教理院和北京法源寺佛学院同时迎请，法师路过成都、重庆两地时，当地居士们也纷纷恳请法师留下弘法。1939年再度从西康东返，本是应太虚大师迎请，要去汉藏教理院讲学的，只是因为安钦呼图克图在北京弘法，需要法师前去帮助翻译，法师才又再度北上。

　　说到法师的译著功德，更是圆满殊胜。

　　观空法师的译著很多，不仅有佛法不共的内明译著，也有声明等五明中共同学处的；于内明学处中，不仅有显教方面的，也有密教方面的；于显教方面中，不仅有释大乘义和释大乘经文的种种印藏论典，也还有广述三宝微妙功德、令众生未信者信、信者增长的大小赞颂。

　　于所译印藏论典中，不仅有属于中观派的，也还有属于大乘瑜伽行派的。对于这个现象，现在有一些人不能理解，以为法师身为格鲁派学人，似乎就不应该翻译属于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如《解深密经疏》等。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他们不知道，佛法从根本上只能是一味的，中观也好，瑜伽也好，都是纯正的大乘佛法，尤其在阿底峡尊者以前的时代，二者是统一的、不分的，都应该予以大力弘扬。真正的大德，是绝不会抱着一种宗派之见去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的。玄奘大师是瑜伽行派学人，但也一样翻译《大般若经》、《能断金刚经》、《掌珍论》这些中观经典；西藏格鲁派寺院都尊奉中观应成见为了义，但也同样供奉无著菩萨、世亲菩萨、陈那菩萨等瑜伽行派大师的圣像；近世从西藏学法归来的能海上师、观空法师和法尊法师这几位大善知识，弘扬佛法各有方便不同，但相互之间都特别尊重，从不抱门户之见。我们今天也应该以这些大师为榜样，绝不能因门户之见而耽误了佛法的弘传。观空法师为了保全法藏，那么努力地把《解深密经疏》还译补全，我们应该继承法师遗愿，好好珍惜法师对中国佛教最大的贡献，认真地把它学好、弄懂，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四、解行并重　恭敬法宝

　　法师以身作则、戒行精严、解行并重，在前面已讲过一些了，这里再补充说两点。

　　《解深密经疏》是唐代新罗国王孙出家的圆测法师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曾经在公元8世纪由郭．法成译成藏文收入藏文大藏经中，对此后的藏传佛教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不幸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汉文本最后六卷已经佚失。法师有见于此，非常痛惜，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发愿要把此一巨著还译补全，至七十年代中期，夙愿得偿，于1980年完成了这项工作，使这一千载佚文终于重还完璧。

　　法师一生尊重法宝，从不怠慢。“文革”后，法师在翻译《解深密经疏》时，发现自己的藏文本在文革中丢失、破损了不少页，专门从别处又借来了一部，亲手抄好补全。我说：“法师！我帮你抄吧。”法师说：“这是我的书，我没保管好，当然要自己补全。”现在这部藏文本《解深密经疏》应当还在法源寺中保存着，将来你们去看，就会发现其中不少是观老自己亲手抄下来的，字非常好。

　　又有一次，观老临时要用藏文《文殊师利真实名经》，他手头没有，就借了我的那一本。还回来时，我一看，原来破损的封面题签已经被法师重新裱好了。法师对我说：“这是法宝，众生还要依靠着它解脱呀！”我听了非常惭愧，从此也注意要保护、尊重经典。善知识的作用就是这么大，言传身教，可以改变我们一切不良的习气，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佛法的大道，所以我特别尊重观老。

　　法师虽然功德殊胜，又受了许多大法，自己修习不辍，完全具足灌顶上师资格，但却从不轻言密法。我们去问他念诵、修持的是何种仪轨，他总是笑而不答。问多了，就说一声“我在念阿弥陀佛”。每听到有某某人在某某处给别人灌顶，法师往往是摇头叹气。法师的意思是说，“灌顶是不能随便灌的，对上师和弟子都有严格的条件。不具备那样的功德，却去给别人灌顶，或者接受灌顶，后果相当不好。”后来有些人到观老处，想问一些咒子，观老总是推说不会。其实就是因为观老认为他们不是那个法器，不能对他们讲，讲了对他们反而不好。观老不讲，既是严格遵守密乘的戒律，更是对来者的一种最大的慈悲。出于智慧和慈悲，不要说给他人讲授密法，就连观老自己修什么法，都从不外露。这一点观老是做得那么好，以至于现在许多人甚至以为观老只是一位义学僧，而不能真正了解观老的内证功德。其实观老最讲求的就是解行一致，每天都没有间断过修法。观老用在修法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起研习教理来，恐怕还要更多一些。

　　观空法师作为一名高僧大德，终其一生都不愿谈自己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结集法师的全集，整理法师的生平，其目的也绝非是要为法师树碑立传，传播法师的名声。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大家从法师身上学习如何学佛，如何走向解脱，是要让大家通过学习法师的功德，尤其是作为法师事业功德的译著，对佛法生起纯正、坚固的信仰和深入、正确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修行，使我们在自利利他的菩提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也更加顺利。只有以这样一种发心来结集出版和阅读研习法师的全集，才能真正达到与法师相应，也就是与佛法相应的作用。

　　注　释：

　　[1]《释量论》，古印度法称论师著，与法称其他六部因明著作并称为“因明七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学制规定的必修课程。汉文本是法尊法师从藏文译出的，中国佛教协会印有内部流通本。

　　[2]《解深密经疏》，唐代圆测法师著。圆测法师是新罗国王孙，幼年出家，15岁来唐学法。这部经疏是圆测法师的代表作，问世后不久即由郭．法成译成藏文，对此后的西藏佛教影响甚巨。宗喀巴大师曾在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在内的许多著作中广加引用。圆测法师早年的学说源于真谛的再传弟子法常和僧辩，后来又在玄奘法师门下听讲多年。他曾把被窥基法师等认为是唯识正宗的护法学说从弥勒学说中分别出来，称为护法宗与弥勒宗，表示两说不同。这在本疏中都有所反映。《解深密经疏》金陵刻经处1981年印有木刻本，其中最末六卷就是观空法师从藏文还译的。

　　[3]月称论师，公元七世纪时古印度中观宗僧人，是清辩和佛护的弟子。月官论师是公元七世纪时的瑜伽行派大师，是在家佛教徒。义净法师巡礼古印度时，正值他的晚年，在《南海寄归传》中对他有介绍，说他是“大才雄菩萨”，并介绍了他与义净之间关于“毒药”与“毒境”为害孰重的一段问对。

　　[4]据资料，观空法师与严定法师首次翻译此赞，是于1926年秋在四川康定乐项山阿兰若中的事；第二次翻译则当于1986年在北京广济寺中完成。兹将这两次翻译的文字节录于下：

　　1926年译本：

　　谁之智慧，离二障云，犹如净日极明朗。

　　所有诸义如实观故，胸中执持般若函。

　　诸有于此生死牢狱，无明闇覆苦所逼。

　　众生海中悲同一子，具足六十韵音语。

　　如大雷震烦恼睡起，业之铁索为解脱。

　　无明暗除，苦之苗芽尽皆为断挥宝剑。

　　从本清净，究竟十地，功德身圆佛长子。

　　百一十二相好庄严，除我心暗礼曼殊。

　　1986年译本：

　　怙主大智，离二障云，如日清净极明朗。

　　所有境界如实知故，手托经箧在胸间。

　　三有狱中所有众生，无明暗迷苦所逼。

　　悲悯彼等皆如独子，为说六十支音语。

　　如雷大震烦恼睡醒，业力铁链使解开。

　　破无明暗，亟令断尽一切苦芽持宝剑。

　　本来清净，十地究竟，功德圆满佛子身。

　　百一十二相好庄严，除我心暗礼妙音。

　　[5]甘丹赤巴即格鲁派首寺甘丹寺的寺主，也就是格鲁派的教主。宗喀巴大师亲任首任甘丹赤巴，第二、三任分别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甲曹杰和克主杰。在第35任嘉木样．贡觉却塔后，当时掌握西藏政权的第巴藏巴做出了由甘丹寺夏孜扎仓和强孜扎仓两大扎仓的法王轮流递升为甘丹赤巴和每任任期为7年的规定。最后两任甘丹赤巴为第95任扎西东堆和第96任土登贡噶，分别于1947年至1953年和1954年至1964年在位。观老可能亲近过的甘丹赤巴除了这两任外，还可能为1927年至1932年在位的第91任罗桑坚赞，于1933年在位的第92任土登宁结，于1933年至1939年在位的第93任益喜旺丹和于1940年至1946年在位的第94任伦珠尊追。本文叙及的事件，据任杰居士推测，当系第94任甘丹赤巴在位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