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足山与现代中国佛教——大师弘化型佛教的现代典范

　　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教授

　　着名的迦叶祖师道场,是鸡足山佛教发展和振兴的历史资源。惜乎晚清时代,迹近衰落,从而也使鸡足山佛教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一样,亟需重振,再次复兴。这就是鸡足山佛教与中国现代佛教的内在因缘及其同样的历史背景。从虚云和尚对鸡足山佛教的重振过程来说,鸡足山佛教在中国现代佛教的发展史上,应当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远绍古代佛教传统的前提下,演变出中国现代佛教复兴的社会特征。

　　中国现代佛教的复兴,自其发展过程以及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而言,可以有如下几种典范或是几种典型的整合。这几种典型是:大师弘化、居士护法、文化综合、头陀苦行、祖庭复兴等几类。鸡足山佛教的振兴和发展,恰恰是在虚云大师的弘化过程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鸡足山的佛教振兴,可以说是大师弘化型佛教的现代典范。

　　鸡足山佛教的历史悠久,早在玄奘时代即已闻名中外;但入清以后,始渐陵替。然其现代发展,却始终与虚云大师的弘化历程紧密联系。

　　据史料记载,生前被中国佛教界尊为佛门泰斗、人天楷模的虚云和尚,一生曾数上鸡足山,造就了鸡足山佛教现代发展的殊胜因缘。光绪三十年(1904),虚云先后应昆明筇竹寺和大理崇圣寺的邀请,到两所寺院讲经传戒。结束后,便在当时云南提督李福兴的帮助和宾川知县的操办下,来到佛教圣地鸡足山,住进了早已无人居住的迎祥寺。进行简单地修缮后,虚云和尚开始整肃佛规、破除陋习、着僧衣、开讲堂。鸡足山佛教在现代的发展,从此初具规模。

　　光绪三十二年(1906),虚云在昆明江南会馆闭关三年后再至鸡足山,大觉寺道成长老请虚云主持钵盂庵,改建十方丛林。同年,虚云入京请领清宫内务府所刊的藏经《龙藏》。不久便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准。除钦赐《龙藏》外,光绪皇帝敕封虚云为“佛慈宏法大师”,赐紫衣钵衣具、玉印、锡杖、如意、全幅銮驾及龙藏一部,原迎祥寺赐名为“护国祝圣禅寺”。

　　1909年,虚云将从北京请得的《龙藏》,用三百匹马日夜兼程运回鸡足山 。在请领《龙藏》回云南途中,虚云考虑到鸡足山古寺的重建,复兴迦叶祖师道场,需要经济资助,便绕道至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一路讲经说法,一路募化功德。在泰国讲经募化时,虚云跌坐入定,一坐就是九日,轰动曼谷,上至王公大臣贵族,下至普通市民,都来礼拜和捐款赠物。虚云回鸡足山之后,即将钵盂庵改建为护国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的“护国祝圣禅寺”,终于成为了西南佛教十方丛林的着名大刹。

　　针对现代佛教戒律松弛,禅风不振等弊端,虚云和尚还在鸡足山开讲《楞严经》,弘传戒法,立定规约,坐香讲经,重振律仪,四众皈依者多达数万众。1914年,虚云和尚又在鸡足山传戒,结禅四十九日,提倡坐香与结夏安居一切法式,从而使鸡足山佛教具备了深厚的佛教传统资源,也为西南佛教的光大复兴奠定了最厚实的基础。正因这个缘由,孙中山先生早在1912年就为鸡足山题写“印光俨然”大字匾额;同年,梁启超也题赠了“灵岳重辉”的大字匾额。此后,鸡足山成为了四方朝圣、万众礼佛的灵山佛都。鸡足山佛教再度兴盛。

　　1918年,虚云自南洋迎请玉佛回祝圣寺供养,并常到昆明等地讲经说法,主持水陆道场,深得云南督军唐继尧等人的归信,法缘之盛,现代罕见。1920年,祝圣寺兴建工程大体告竣。虚云应唐继尧邀请,移锡昆明华亭寺,重兴古刹,百废俱兴,改名为云栖寺。

　　鸡足山佛教作为西南佛教之重镇,所以,它的复兴也成为了现代西南佛教重振的重要内容。由于虚云和尚的弘化和整顿,西南佛教已经奠定了现代佛教的规模。随后还有太虚和尚于1939年前后驻锡云南,将着名刊物《海潮音》杂志由重庆迁往昆明,配合云南省政府改组云南省佛教协会,团结佛教信众,协调大乘佛教净土宗与西藏密宗之关系,并筹办云南佛学院,推行佛化教育,提倡学术传教,开设佛学研究社,宣讲《唯物唯心唯生哲学与佛学》的道理,让佛学进大学讲堂,并讨论鸡足山佛教整理事宜,还在芒市开办佛化小学,发起滇西特区佛教会,提高文化水平,在民族教育和佛教传化之间建立起深刻的联系。由于太虚的筹划和重建,西南佛教也颇显中兴的局势。

　　虚云和尚在云南鸡足山复兴迦叶道场,重振西南佛教的弘法经历,诚为现代中国佛教的精神象征和佛教典范。他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兴复祖庭,广建法幢,弘法利生,从而使千年的古寺重光,禅宗之宗风再振。在虚云大师的一生当中,他兴建梵刹数十处,度生无量。除鸡足山祝圣寺以外,还兴建有昆明西山云栖寺、曹溪南华寺、乳源云门大觉寺、云居山古寺等。

　　虚云大师弘化佛教的业绩,举其荦荦大端者可以概括为八点:1建寺安僧;2振兴禅宗;3提倡戒律;4兴学育僧;5农禅并重;6重视文史;7爱国爱教;8福利社会。(参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虚云和尚法汇续编》,1990年第16页。)在其佛教思想及其佛教实践之中,则是外行头陀,内修密行,宗、教,禅、净,解、行,内、外,无不并重。就鸡足山佛教的复兴而言,虚云大师之弘化业绩,可以说是八方同举,齐头并进,充分展现了一代佛教大师的社会影响。若使鸡足山佛教的现代发展,没有虚云大师的殊胜因缘,它今日之盛况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佛教大师,往往会因为他特殊的宗教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可以影响社会一代或几代人。现代佛教史上独特的居士护法现象,就是大师弘法型佛教发展与现代佛教的特殊结合。所以,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在很大层面体现为居士佛教的发展趋势,并在很多方面受益于居士护法的极大影响。

　　鸡足山佛教也是如此。民国元年,云南省的军政要员李根源不解佛理,每见佛教界不守戒律,生活腐化,寺风不正,便欲以革命精神予以铲除,带兵进驻鸡足山悉檀寺,毁坏鸡足山金顶天王铜像以及佛殿,驱赶僧人,并指名要收捕虚云问罪。鸡足山金顶之佛像佛教,几乎毁于一旦。

　　虚云和尚针对这种情形,与李根源进行了一场思想交锋,最后以佛法之精义,济世利民之社会功用,说服了李根源,终使李根源叹服:“佛法广大如此,吾已杀僧毁寺,业重矣!奈何?”李根源从一个杀僧毁寺的军政官员,中止了毁寺逐僧之举,进而皈依佛门,数十年护持法门,老而弥笃,诚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位护法大居士。民国六年之后,他担任云南省省长职,并于其任职期间,修寺护教,发扬云南佛教,修葺玄奘法师塔,重建曹溪南华寺。西南佛教的现代发展,李氏护法,攻不可没。然虚大师的人格与僧格的感召力量,更是鸡足山乃至西南佛教复兴的精神根源。

　　在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尤其是在现代佛教的复兴过程之中,大师的个人魅力尤为重要。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各种类型当中,均有大师级的法师在弘化社会,改良不足,发挥传统佛教感应社会的巨大作用。如大师弘化、居士护法、文化综合、头陀苦行、祖庭复兴,如果缺少了象虚云、太虚、圆瑛、弘一这样的大师级法师,现代中国佛教无疑是要改写的。

　　孔子曾经有言:“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指出了人与道之兴废的特殊关系。倘若在一个大师希缺的年代,佛教能够继续弘扬,道不中衰吗?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大师不再,其道不存?这应当是鸡足山佛教乃至现代佛教发展史留下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值得今人为之思考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