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辈出的五十年代之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当代爱国名僧，佛教领袖，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六岁时父母双亡，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目为“神童”。十八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翌年，决意皈依佛门，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宣统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

民国3年，他精研永明、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自此他禅、净兼修，为其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同年，他力襄寄禅法师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

民国17年，他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一时，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民国23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是年秋，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

民国25年12月，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接理涌泉寺住持。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他还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

民国28年秋，圆瑛回到上海。9月初，他与明旸被日本宪兵逮捕，转解南京日本宪兵总部。敌人对他们先是严刑逼供，胁迫其承认抗日有罪，继又劝降，诱其与日方合作。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严辞痛斥，并绝食以示抗议。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其释放。

出狱后，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陀经要解讲义》、《楞严经纲》等大量论著。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法华》、《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圆瑛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著作，一并汇编成《圆瑛法汇》付梓刊行。此期间，他仍不忘国难，曾给北京佛学院师生题赠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

民国34年，在上海创立“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培养大批高级佛学人才。民国36年，他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回国时，中国已面临解放。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但他坚决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1952年9月，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法会进行十天，对宣传和平起积极作用。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不久，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圆瑛不仅佛学造诣精湛，且擅长诗文、书法，国内的主要禅林都留下他的遗墨。

1992年，古田人民在古田极乐寺内修建了圆瑛纪念馆。馆内陈列圆瑛生平事迹的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