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文珠法师讲述

　　1975年2月为响应罗省中国同学联合会主办

　　中国文化周于加州州立大学

　　一、佛教的始创者及其思想

　　二、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年代

　　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今天的聚会、并非宗教的布道,而是学术性的研究,因为贵同学会,现正学行中国文化周,本人应邀前来参加你们的研讨会,故特别提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问题,分几点与各位共同讨论。

　　一、佛教的始创者及其思想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它的始创者,并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虚无飘渺的鬼神,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有历史考证的伟大圣哲--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诞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宫,名悉遴多太子。因不满当时印度社会阶级制度的严厉,同时更要拯救当时在不平等待遇下,苦不堪言的群众,毅然放弃行将继承的王位,出家修行,以找寻人生真理,作为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石。

　　太子离开王宫,四处寻师访道,经历五载,始终无法发现曾经理解人生真谛的人,因此,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苦行中,去求取证,故进入摩竭陀国,伽耶山附近之苦行林,忘餐废寝,专事苦行。不觉六年于斯,弄得身形消瘦,面目全非,结果一无所获,始知道苦行无益,唯有放弃苦行,到尼连禅河去洗除身上积垢,又接受牧女贡献饮食,以恢复体力,然后到菩提树下,结跏趺座,止息妄念,正心诚意,参究真理,找寻人生意义,观察宇宙真相,终于夜亲明星,豁然大悟,成为宇宙之大觉,被世人尊称佛陀,号曰:释迦牟尼佛。

　　梵语释迦,译能仁,牟尼译寂默,能仁代表慈悲,寂默代表智慧。故释迦牟尼佛,即是一位综合智慧与慈悲于一体的圣者。因为佛陀开发了人性本具至真至大的智慧,所以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止是言论上、信仰上、经济上、以及行动上的自由;而是心理上、与生理上绝对的自由。真正的平等,不仅是种族的,法律的,经济的,以及待遇的平等,而是理性的平等。因为佛陀激发了人性原有至圆至极的慈悲,所以为了要使每个众生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平等,而本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入世、救世。一方面协助众生粉碎烦恼枷锁,摆脱生死束缚,令获得真理生命至真、至善的自由,一方面鼓励众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福慧兼修,悲智双运,以证平等的理性。前者是小乘思想,后者是大乘精神。

　　小乘思想应用于人生,是寻求苦乐之根源,及其对策,使人了解人与人,人与物的种种关系与法则,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处世做人应有的态度,使人在维持伦理道德的生活中,不断止恶行善,改往修来,最后,断烦恼,了生死,超越轮回,悟证真理生命的毕竟自由。

　　大乘佛教,除了知道我法二执,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以及获得断除我法二执的方法外,还要发菩提心,立大悲愿,‘愿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内则断惑证真,心物交融,悟契理性,生佛一如;外则众生无尽,我愿无穷,永远本著牺牲小我的精神,去教化众生,利益有情,甚至地狱末空,誓不成佛,

　　佛陀在世,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禽,无非观机说法,对小机说小法,对大机说大法,前者要人‘知苦断集,慕灭修道’,断惑证真,离苦得乐,然后回小向大,自利兼他,共趣佛道;后者则直指佛性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无有高下。’故需广修六度四摄等法门,自他共济,最后同证菩提,

　　思想虽二,而旨趣是一,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可是,佛教思想,无论大乘或小乘,均可应用于人生,而且是积极而非消极,是入世而非厌世。诚如梁启超所说:‘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是入世而非厌世,…是平等而非差别,…。’

　　或有人问:既然理性平等,何以生佛悬殊,苦乐天渊?原因何在?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时说:‘善哉!善哉!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由是可知,妄想执著,就是导致生佛悬殊的主要原因。

　　众生本具的理性,亦即是佛性,虽与佛同,但由于众生妄想执著,致使思想各异。众生由于不同的思想,策动不同的行为,形成不同的业力,而招致不同的结果,遂形成宇宙间千差万别的法则,以及人与人间苦乐不同的遭遇与感受。虽然,但其本具之佛性,并不因此而变质,更末因此而失其‘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的功能。等如电灯,其款式虽然有长短方圆,其颜色虽然有红黄蓝白,其光亦有深浅明暗的不同,但其发光之电力,并不因灯之形色各异而有别,更不因光之明暗而影响其电力,充塞太空的功能。同样道理,佛性平等,众生虽因妄想不同,业力各异,致使现象界有美丑苦乐之分,但其本体的佛性,并不因之而有差别,所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又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只要我们不为外境所诱,不为现象所惑,澄清外来妄想,发掘内在智慧,自然可以发现人生的本体,悟证平等的理性,与佛无二。这是佛陀创教之宗旨,亦是吾人学佛之目的。

　　二、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年代

　　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代,有各种不同的异说。据一般传说,而又为学佛者所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据史称:‘永明七年,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且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对以:“西方有神名曰佛,陆下所梦,得无是乎。”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之。十年,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是为此土有沙门之始,亦为此土有寺院之始。’(见黄忏华著中国佛教史第一章)反是说者则说:永平十年以前,中国人已知有佛教,梁启超亦斥漠明帝求法之说,全属敌视佛教之道士--王浮,欲证明佛教晚出,自圆其说,谓佛是老子弟子之说而虚构。

　　本人认为,秦始皇与印度阿育王同时,阿育王不但笃信佛教,且致力于传播佛学,曾派传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世界各地传扬佛教。然则,阿育王曾派遣高僧来华,非无可能;不过,未必见纳于王廷,或为当时暴政所害,故未见于经传。及汉明帝遣使请佛,及外僧来华,既尊之宠之,复展其译业,广事宣传,遂为世人所重视,所归向,而史家亦记之,而传之后世耳。实则,佛教之传入中国,应始于秦而盛行于汉,至隋唐间,更日趋兴盛,及玄奘义净由印度归国,大事翻译,尽量介绍印度文化,致使佛教,盛极一时。

　　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玆举三点如下:

　　(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

　　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

　　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槃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画像的肖妙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近代许多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大都以佛学为主体。基于此,我认为:身为中国人的我们,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不管对佛学信仰与否,都有研究佛学的必要,否则,不要说无以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即一旦与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接触,自己反而对曾经使中国文化变质,而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佛学,却一无所知,好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