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佛舍利信仰

　　圣凯法师

　　一、佛舍利信仰在印度的流行

　　舍利是梵文Sarira的音译,意译为体、身、身骨、遗身。通常是指佛陀之遗骨,称为佛骨、佛舍利;后来,亦指高僧死后焚烧所遗留下之坚固骨头。安置佛舍利的宝塔,称为舍利塔;安置佛舍利之瓶,称为舍利瓶;供养佛舍利之法会,则称为舍利会。在早期佛教的无像时代,崇拜舍利和佛塔是佛教徒信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且,随着绕塔、礼拜、供养舍利等功德思想的流行,舍利信仰迅速发展。

　　佛陀舍利的传播,与佛陀入涅槃后,八国分配佛舍利有关。依据《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记载:佛陀荼毗后,波婆国的末罗民众想分得舍利,在本土起塔供养,于是准备四种兵到拘尸城,派遣使者请求分舍利。但是,拘尸王谓认为世尊在他的国家灭度,国内之士民应当自己供养,于是拒绝分舍利。同时,遮罗颇国的诸跋离人、罗摩伽国的拘利人、毗留提国的婆罗门、迦毗罗卫国的释种人、毗舍离国的离车人及摩揭陀国阿阇世王也各自准备四种兵进渡恒水。大家商议后,准备由香姓婆罗门来分配舍利,拘尸王也以同理由拒分舍利。诸王听后,想执干戈以尽力争取,香姓婆罗门告诉诸王不可以这样做,于是八分舍利与八国,八国皆得舍利而归,各自起塔供养。

　　八分舍利后,到了阿育王时代,阿育王王开启罗摩伽国以外的七个塔,取其舍利盛于八万四千宝箧中,建立八万四千宝塔。根据巴利文《大史》记载,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到锡兰弘扬佛教,天爱帝须王就向阿育王请求舍利,并且以极庄严的仪式迎请。另外,根据《高僧法显传》“师子国(锡兰)条”记载,该国王城中有佛齿精舍。《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也有相同的记载,僧伽婆罗国(锡兰)王宫之侧有佛牙精舍。

　　印度西域地方也盛行供养佛舍利,如《法显传》记载,那竭国界醯罗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条”记载,该国有龙王所建的窣堵波,其中供奉如来的骨肉舍利;在王城西北之大河南岸有旧王伽蓝,其中供奉如来顶骨一片。又根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玄奘归国时携回如来舍利150粒。 《宋高僧传》卷一则记载,唐代义净归国时携回舍利300粒。

　　二、梁武帝与舍利信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舍利信仰曾经是构成中古的政治、社会图像中重要的成份之一。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人便开始用舍利的奇迹示现,来说服帝王信服。《高僧传》记载,康僧会来到建业,孙权认为汉明帝当时梦见神为佛,并不可信,便召见康僧会,康僧会说:“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于是,孙权便要求康僧会以能得到舍利而有灵验,便为他造塔立寺;若不能的话,就要依法加以处罚。康僧会在一间静室里,洁斋祈祷,经过二十一天,竟然以他的至诚,而有舍利出现在他准备好的铜瓶内。这种奇迹说服了孙权,因此建塔立寺,称为“建初寺”。

　　中国佛教的舍利信仰,其来源于阿育王舍利塔的建造。在刘宋宗炳(375-443)《明佛论》中,提到山东临淄、山西蒲阪有阿育王处的遗址。《高僧传?慧达传》记载,慧达,俗名刘萨诃,遵师父教诲,前往南方觅阿育王塔像。慧达至建康长干寺,见寺院塔刹放出奇异光芒,挖掘塔下,发现了铁函、银函、金函相套,金函中有三个舍利、爪甲和头发,当时人认为这是阿育王所起八万四千宝塔之一。于是,在原来塔侧,再建一个新塔瘗藏舍利。《魏书?释老志》记载:

　　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

　　后来,阿育王佛舍利塔逐渐增多,《广弘明集》卷十五列举17塔,《集神州感通录》列有19塔。《法苑珠林》增加到21所。但是,这些阿育王佛舍利塔于今唯存会稽鄮县塔(在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

　　依目前文献来看,最早的舍利崇拜是北魏孝文帝时代。1964年,河北省定县出土瘗埋舍利的石函,石函盖的盝顶上刻铭记12行,叙述了造塔的缘起。舍利贮于葫芦形小玻璃瓶内。石函内置有专用来拣取舍利的铜匙、铜镊;还有由玻璃、玛瑙、水晶、珍珠、珊瑚、红宝石组成的串饰和铜钱、波斯银币,这些是被当作所谓“七宝”和舍利一块瘗埋的;其他如金银耳坠、镯子、戒指、钗环等物是作为财宝施入的。至于印章、铜镞、残铜镜片等,则是人们按照当时墓葬的随葬习俗舍入的。可知这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所修建的一座五层佛塔的舍利塔其下埋藏物。

　　中国佛教舍利信仰的兴盛,始于梁武帝。梁武帝的政教结合与阿育王的一生思想、行为十分相似。梁武帝于天监十一年(512)敕令扶南国人僧伽婆罗重译《阿育王经》,于是在梁武帝晚年出现崇拜阿育王佛舍利塔的行为。《梁书?扶南国传》记载:“(大同)二年(536),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诃所得也。” 大同三年(537)八月,梁武帝下令改造建康阿育王寺塔,从塔基发掘出佛舍利和爪发,举办了无碍大会,并且赦免天下所有罪犯。梁武帝《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诏》: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车,老人星见。改造长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发爪。阿育铁轮王也,王阎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舆幸长干寺,设无碍法喜食。诏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万物不得齐其蠢生,二仪不得恒其覆载。故劳逸异年,欢惨殊日。去岁失稔,斗粟贵腾,民有困穷,遂臻斯滥。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车问罪,闻诸往诰。责归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绳,则自新无路。书不云乎,与杀不辜,宁失不经。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复现于世,逢希有之事,起难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说无碍会,耆年童齿,莫不欣悦,如积饥得食,如久别见亲。幽显归心,远近驰仰,士女霞布,冠盖云集。因时布德,允协人灵,凡天下罪无轻重,皆赦除之。

　　《广弘明集》的“大同四年”应为三年,是大同三年(537)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梁武帝还将一粒舍利请入皇宫中供养,于九月五日,命令太子王侯百官一起恭迎舍利,共有数十万人参观了迎舍利的活动。

　　大同四年(538)九月十五日,梁武帝设无碍大会,建造两座佛塔,在金瓶和玉瓶中装入舍利和佛发爪。舍利供养的法会非常盛大,王侯百姓所施舍的财富堆积如山。皇太子萧纲捐钱一百万,共襄胜举,并呈上《奉阿育王寺钱启》:

　　臣讳言:臣闻八国同祈,事高于法本;七区皆蕴,理备于涌泉。故牙床白伞,无因不睹;金瓶宝函,有缘斯出。伏惟陛下,悬天镜于域中,运大权于宇内。三有均梦,则临之以慧日;百药同枯,则润之以慈雨。动寂非己,行住因物,无能名矣,臣何得而称焉。故以昭光赤书,贱前史之为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为珍。难遇者乃如来真形舍利,昭景宝瓶,浮光德水,如观钩锁,似见龙珠。自非圣德威神,无以值斯希有。天人顶戴,遐迩归心。伏闻阿育王寺方须庄严,施巨万金,檀丰十藏。宝陈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构;罗汉引绳,高塔将表。不胜喜抃,谨上钱一百万。虽诚等散花,心符不尽,而微均渧沥,陋甚邻空,轻以尘闻,伏启悚汗。谨启。

　　大同五年(539),梁武帝又遣云宝至扶南国迎请佛发。大同十一年(545)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梁武帝于寺发《般若经》题,当晚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

　　梁武帝在大同二年、三年、四年乃至十一年,耗费大量的金钱改造阿育王寺,举行无碍大法会,表扬阿育王的事迹,以及佛舍利的殊胜奇迹,并大赦天下。所以,梁武帝的舍利信仰是在强调自己的“金轮王”统治“佛教国家”的理想。

　　三、陈武帝与佛牙舍利

　　在朝代更替之际,佛舍利亦做为一种政权合理化的手段;同时,政权的推动,亦促进舍利信仰的流行。在梁陈的朝代更替中,陈武帝陈霸先(503-559)便利用佛牙,把自己受禅让革命正当化,看作是一种瑞兆。

　　陈武帝所供养的佛牙,是法献在于阗获得。佛陀入灭荼毗后,遗留在人间总共有4颗牙齿。《高僧传?法献传》记载:法献受到东晋高僧法显、智猛西游印度礼佛求法的影响,从小就立志要舍身西行观圣迹。刘宋元徽三年(475)年,法献从建康出发,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冻,越过荒原,横穿沙漠,走到了于阗(今新疆于田县),由于道路受阻,不得不停止西行。在返回途经芮芮(古国名,即柔然,在今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一带)时,竟意外地得到了一颗舍利。据说这颗牙原在乌缠国(古国名,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后传到芮芮。法献手捧舍利,如获至宝,心想这次西行虽未能到达圣地,但能得佛牙,也算不虚此行了。他将佛牙带回建康,秘不示人,达15年之久。法献临死前,才将舍利献出,置于上定林寺舍利阁,广受四方佛徒朝拜。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正月的一个夜晚,忽有一伙穷凶极恶强人,明火执杖,以搜寻家奴为借口,强行敲开上定林寺门,闯入舍利阁,将舍利抢掠而去,舍利一时下落不明。清代陈作霖在《南朝佛寺志》说:“今读《陈书?高祖本纪》,乃知取佛牙者即陈武帝。其日,庆云寺慧兴者托辞也。” 无论如何,佛牙最后落在陈霸先的手里。

　　永定元年(557年)十月,陈武帝宣布找到这颗舍利。《陈书》卷二记载:“庚辰,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 陈霸先继承着崇事佛教最盛的梁朝,必须藉着佛教的瑞兆,以此收服民心,以及宣示他的天命。这颗佛牙经过辗转流传,最后供养于北京灵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