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工作的自白

　　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楞严经》

　　以前种种

　　也许是出生在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我从小就多愁善感。当风雨晦冥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跑到离家五六里路的山里去仰天痛哭。月白风清的晚上,则又一个人兀坐在田塍上横吹短笛。有时在梧桐树下,对月独酌,直至大醉酩酊而后已。有时把省下来的一点钱尽数送给小叫花,还替他难过半天。记得大约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寒假在书房里温书,看见窗外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就自己问“来来往往为什么”?刚巧一个朋友走进来,我就问他,“街上的人来来往往究竟为什么”?他反问我,“你在这里又为什么”?我当时吓了一大跳,肩头上好像挑起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放不下来,从此就想出家。

　　19岁那一年的暑假,从家里偷跑到常州清凉寺去找应慈法师,想跟他出家。机缘不顺,未能如愿,又跑到杭州灵隐寺去出家。刚巧太虚法师在那里,见面之后,他要我做一篇出家志愿书。我用骈文写了四个志愿,一千多字,(从家里偷跑出来随身所带,除替换衣服和雨伞外,只有《老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三部书)当中有一个志愿是“改革佛教”。其实那时我所知道的佛教,只是在灵隐寺看过几本《安士全书》一类的知识而已,以前我从未研究过。所谓“改革佛教”,究竟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原稿已在“一二·八”之役被毁)可是太虚法师看了很赏识,评语中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之语。过了几天,我就跟着太虚法师到厦门闽南佛学院,既未拜师,也没有皈依,糊里糊涂研究了几个月佛学。闽南佛学院大闹风潮,先父又苦苦催归,家未出成,又回上海读了一时期书,秘密参加革命工作。

　　其实那时搞革命,除了一点赤热真诚的正义感之外,思想是不明确的,行动也未见得进步。我们虽然掌握了江阴县两个报馆,和一部分纱厂工人与中小学教员,组织还是稀松的,一切秘密都被土豪劣绅所知道,联名向江苏省党部告发我们。通缉令下,牺牲了一个同志,我逃得快,未遭逮捕,可是损失也很大。其时先父去世未久,悲思未已,再加上这样的刺激,以前的人生问题又涌上心来,所以决定再到杭州去出家。本未有朋友要介绍我跟熊十力先生读书,或到山东去跟梁漱溟先生学习,我都辞谢了。偏偏太虚法师又来杭州,承他介绍,依灵隐寺却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于宝华山,时为1931年,年二十三。

　　出家之后,从法相唯识的研究开始,在一年半当中,把一本十支和所有注疏,都细细看过,又做了很多笔记。自问心头,佛法对于自己究竟有没有用,当时只能回答一个否字。继又白问,佛法对于自己既然没有用,出家何来,还不如回去。但又一推详,二千多年来学佛而得到受用的人很多,他们难道尽足愚痴的人?这事关系重大,未便草草,而内心的痛苦则自此不断增加,有时连做梦也哭醒。有一次我去看马一浮先生,见面便问“如何足人”?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如何足人,还要你自己解答。当时不得要领,不禁哭了起来。自此就不看经论,把自己心里面的问题细细参究。哪里知道问题一个接一个,非常之多。周少猷老先生介绍我到内学院去,见了欧阳竟无先生,解决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心头终未宁贴。在内学院住了几个月,应约到四川汉藏教理院去教书,功课不多,又没有事务方面的牵缠,每天还是苦心参究。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光景,渐渐觉得对于问题的解答,很多与经论不谋而合,问题也越来越尖锐深刻,即又回到内学院打开经本,从三论、般若、天台、贤首、禅、净,以及大小乘经论,都看了一遍。心里蕴藏着的问题渐渐少起来了,就到大街小巷去找问题。前后总计看了七千多卷经论,解决了五百多个问题。(每看一本书都做笔记,每一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都有纪录,积稿盈箱。)中间还参访了肇安、玉嵀、印光三老,才得安心做一个佛教徒,对于佛教的现状也更深怀不满,这是1937年以前的事情。

　　“七·七”事变之后,专门在世间学问上用功,除研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之外,抛荒了的英、日文也开始温习,又新学德文,希望能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可是日寇的凶焰,一天天嚣张,我逃难的路程,也从福建而香港、而广东,(在南华亲近虚云和尚,任书记数月。)而湖南,舟车跋涉,贫病交侵,的确没有办法能做好学问功夫。1939年在南岳办佛学研究社,南昌告警,再也不能耐心读书了,就率领学生二十余人,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参加抗战,这是我重新和现实社会接触的开始。在工作当中碰了很多钉子,有一次几乎有生命的危险,但倒增长了对于佛法的信心。1940年秋,不能再在湖南住下去了,就到广西桂林办《狮子吼月刊》,鼓吹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口号,就是那时提出宋的。)和社会的接触面更加宽广。当时有许多人以为我喜欢活动,其实我是在深入考察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底蕴。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也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希图彻底改革佛教教务的心愿,也愈加坚定。

　　1946年回到杭州,住灵隐寺,任职浙江省佛教会及杭州市佛教会,对于佛教界的一切内幕,看得更为清楚,才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下面要谈改革佛教教务是办不到的。那时的浙江省主席是沈鸿烈,曾经鼓励我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我认为空言无补,没有理他。后来浙江省主席换了陈仪,杜伟居士当民政厅长,曾经两次对我说,愿意帮助我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我当时用书面向他提出几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也就置而不谈。事实上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旧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厅长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写到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太虚法师。他几十年奔走呼号,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者,受了时代的限制之故也。一代大师赍志以没,又不禁使我们低回惋惜,联想到杜工部《吊诸葛武侯》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948年春在香港讲经,会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诸先生。谈到佛教问题,大家认为是一个大问题。人民解放军不久解放全中国,佛教的现状,必将打破,以后如何做法呢?还没有看见新的计划,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当时我也很着急,讲完经,就到台湾去考察,想看看日本化的佛教,究竟如何。在台湾一月,走遍全台,参访了很多寺庙,认为日本化是有问题的,(详情见《台湾行脚记》,载《觉有情》月刊)改革中国佛教教务,应配合时代,重订合理的办法,日本化只能供参考而已。自台湾回到杭州,开始考虑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到杭州去和我商量过一次,想秘密召集分散在沪、杭、甬一带的进步的佛教徒开一个会,切实商决具体办法。因为我病了一场和其它顾虑,拖延再推延,一直到徐淮战役结束,江南传警,大家万分紧张,无暇及此,我就离杭再到香港。

　　那时李济深先生等都已北上,夏衍、潘汉年先生则是中共华南局的负责人。夏衍先生是熟人,潘汉年先生没有见过。有一次陈劭先与吕集义先生和他谈到我,据说他对于佛教问题很有兴趣,要我写一个计划给他看了再谈。我当时写了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托吕集义先转交给潘汉年先生。过了好久,没有消息,去看夏衍先生,知道潘汉年先生把我那一个草案同大家研究过,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刚巧有人去石家庄,已经带到北方去了。其实我那个草案是急就章,又不明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形,很多地方有问题,但当时又的确无人可共商量,只好算了。好在由我一人具名,并不代表佛教界共同的意见。以上是我二十年来参学的经过情形,再总括为四点说明如次:一、我从小就爱好佛学,改革全国佛教教务是我的夙愿。二、佛教教务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须吸收佛教界优秀的素质,作为基本精神。像印光老人的“真诚”,弘一大师的“清逸”,虚云和尚、寂云和尚的“刻苦”,太虚法师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欧阳竟无居士的“赤胆热烈,愿力庄严”,都是值得效法,并加以发扬的。三、事事磨炼,正是入德之门,决不妨碍,也可以说就是真正的修行。相反的,离开了事而想求人理,则是钻牛角尖,愈钻愈窄,最后必定断送了自己的慧命。四、改革佛教教务非但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并且也是一般社会认为问题甚大,而且非常需要的。

　　政协前后

　　1949年4月3日,和李济深夫人吕集义先生等,同船自香港北上,事前夏衍先生和廖沫沙先生替我打了电报来。一到天津,受到招待,颇有“意外”之感,总还以为沾了同行者的光。4月13日抵北京,住永安饭店,起初不知道是政府的招待所,还想自己给房饭钱。他们拒绝了我的意见,招待得无微不至,我才恍然大悟,中国共产党对于赞成革命、爱好民主的人士,不管力量如何,阶层如何,只要肯投向光明,决不遗弃一人,此之谓“统一战线”。我在钦佩及感激之余,深深的感觉着有点惭愧。所以在永安饭店住了两星期,搬到北海公园里面去住以后,我只愿意每月向招待所领取75斤麦粉,而不要其它零用钱。一直到1950年2月,我们办了学习班,伙食有着,就不再要招待。此外我也从没有要北京佛教界一文钱、一斤面。一切为公为私所用的钱,除去年10月上海佛教界寄了一点钱给我以外,都是我在香港讲经所得的报酬。因为我自己觉得能力有限,为国为教,恐怕没有很好的贡献,这样倒反心安些。

　　至于北京佛教界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突然莅临,首先觉得非常惊异。有人怀疑我是老干部,伪装着出家人来做工作的。又有人以为我是带着旧的一套,到新社会来钻门路的。有些不明“改革”两字意义的人,则心惊胆战以为我来破坏佛教的,甚而还有人以为我从南方跑到北方来抢大庙的。但也是有很多明白的人,像周叔迦居士等等,晤谈之下,非常相契。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与讨论,用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其主要意义有四:

　　一、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的迷信的最后堡垒,使中华民族挣脱了一切枷锁,坚强地站起来,建设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与新国家。这是五千年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一页,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英勇的斗争,以及各民主党派贤明的热烈的拥护与声援所造成的。我们佛教同仁,对此新时代的降临,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到我国,虽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支持之下,自不能超越现实,完全走他自己的道路的。所以不免逐渐变质,以至于背叛了释迦牟尼。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全国务大小寺院,由封建地主而商店化、家庭化,格外加强了迷信与没落的倾向,使佛教受尽了社会的揶榆与轻亵。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痛心,也曾经做过一点改进工作。但佛教这一个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所以佛教革新的运动,虽然也有30年的过程,而在这个时代以前,可以说是毫无成绩。现在政府替我们把束缚着佛教的封建与迷信的绳索割断了,并且也把假借佛教名义,宣传迷信,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的种种邪教,如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普明佛教会等铲除了。佛教将从此站出来,建立他自己的生龙活虎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十二万分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中国共产党。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深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和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一个单位,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落后民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这个意见书的稿子是我写的,签名者共21人,可见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办法,虽然还未到确定的阶段,也已得到佛教界内一部分人士的赞成,这在解放之前足不可想象的。至于各民主党派的反映,则都认为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办法,非常合理。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但和他们谈起来,也很表同情。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一个段落。

　　在人民政协筹备开会之前,我在田汉先生那里遇到了林伯渠先生,他说人民政协里面,已经决定有宗教单位,我听到了心里非常高兴。林老又很关切的询问北京佛教界的情形。我说不甚安定。他说有什‘么具体事实,可以报告他,他再反映上去。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严禁毁坏寺庙古迹文物的通告,佛教界的情绪就慢慢安定下来。不过我以为消极的保护之后应该有积极的整理。才能收到实效。曾经本着这个意见和张友渔副市长谈过一次。张副市长非常开明,对于佛教的情形也相当了解。他说积极整理对于佛教和政府都有益处,但非有一个佛教团体从中领导不可。组织团体的时候,最好以解决佛教问题为宗旨,不必涉及其它。这是非常贤明的指示。我就根据这个意见,草拟了一个中华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和筹备会的章程,送请统一战线部核夺。统战部的同志说,组织全国性的团体,需要延揽很多的人才,目前这样做恐怕是有困难的,最好在开过人民政协之后再谈。一则有《共同纲领》可以依据,再则代表本身就负有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这个意见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就把组织团体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1949年6月21日人民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参加人民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居然有宗教界民主人士七人参加,北京佛教同仁知道了无不额手相庆。当时我写了一封信给李维汉先生,大意谓: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本身有二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信徒遍及亚洲各地,近且为欧美人士所爱好,就是苏联也有几个着名的佛教学者,而在我国则已经流传了一千八百多年,到现在还有广大的信徒,所以佛教是有资格参加人民政协的。诚然我们佛教徒太惭愧了,自民国以来,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打破封建的束缚,努力改造,发挥佛教本有的革命精神而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在非猛着硬鞭,彻底革新不可了。我们想,假定不是太不争气的话,经过改造以后的佛教徒,利用原有的信仰基础,或者也还可以在人民大众前面,勉尽绵力的。同时为着信仰,为着报佛恩,我们佛教徒足要争取参加人民政协的。随后我又有一封信给李维汉先生,略渭:

　　近日于李任潮、田寿昌诸公处,得知政协宗教代表七人中有佛教名额,无任欣慰,愿就所知,更为先生略陈之。政协之有宗教代表,民主政治之盛事也。为宗教代表者,必须能运用新民主主义之理论,解决宗教上一切问题,而后可告无愧于人民。否则委委蛇蛇,点缀议席,固为宗教前途之障碍,抑或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瑕疵也。就佛教言,囚历史之久,信徒之众而积弊愈重,其待解决之问题亦较耶、回两教为多。佛教代表所负之责任,自亦较为艰巨,则佛教代表之选择,不得不力求严格,其理显然。又依佛教经典,出家僧尼主持佛法,而在家居士护卫佛法、故僧可为一寺之住持,而居士仅称护法。近数十年僧尼中固不乏高明之人,而一般素质,每况愈下,其信仰学识,颇有远在居士之下者,惟其主持佛法之身份,则始终不渝。故言佛教之改造,自以僧尼所住持之寺庙为主,而居士所组织之佛教团体次之,此在上毛主席书所附《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中已详言之。则政协佛教代表,应以出家僧尼为主,其理亦甚显然。

　　这时候陈铭枢居士已来北京,对于佛教代表的名额问题,认为照佛教的历史之久,信徒之多来说,在宗教代表七个名额之中,应有三名。他也曾为此事和李济深先生联名向李维汉先生提出意见。直到8月31号才作最后决定,佛教代表三名,有一位在特别邀请之中。后来吕秋逸居士因事不能来京,所以没有发表,而只有赵朴初居士和我两人出席。我自己明知责任艰巨,难于胜任,但为二千五百多年的佛教着想,又不能不勉为其难。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第二个段落。

　　10月1日开国纪念日,在天安门上会见了乔木先生。他说佛教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太大了,应该组织一个协会,进行工作。我说巧得很,我们正想先组织地方性的佛教协会,着手改革佛教教务,章程草案已经脱稿,待印好即可送上请教。这是因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方面的催促而计划的,但不能不先请示于统战部。据王伯评先生对我说,统战部方面认为佛教教务的需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如何改革,则尚未决定。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央政府里面,是否设立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尚在考虑。二、政协全国委员会里面宗教事务组尚未开始办公。所以关于组织佛教团体的事情,最好再等一等。当时赵朴初居士因事忙已回上海,而宗教界与政府之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我就非留在北京不可了。

　　自从留在北京,经常和北京佛教同仁讨论进行改革佛教教务的问题。这里面又可分成三个节目:一、佛教问题研究会,这是在政协开会期间,帮助我收集资料,研究问题的临时组织。二、僧众座谈会,乃是发动全市僧众集体讨论的组织,也是临时性质,没有向政府备案。我在这个座谈会上,曾经对大家说道:

　　我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来北京。进行到现在,这两个要求,政府已在事实上圆满答复了我们。至于我和赵朴初居士两人,作为佛教代表参加人民政协,并不单纯的因为是佛教徒,而是由于过去对于民主运动多少有过一点贡献的关系。可以说因为是民主人士所以才被邀请为代表,又因为是佛教徒,所以才被邀请为佛教界民主人士的代表。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样做法呢?我们知道佛教界素来和帝国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很少,可是一般社会都认为我们佛教与封建传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不妨自我检讨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来源,依靠着什么?无可否认的大部分依靠地租,这就证实了我们佛教界和封建主义是个好朋友。此后如果仍继续过去的作风,不谋改进,时代决不容许我们。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新国家的成立,决不是过去的换朝代,在新社会里,也决不许可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事情。我们对此点,必须根本觉悟。我们应该利用现在所获得的合理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及时努力,真正地发扬释迦牟尼的革命精神,真正从事生产,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我们才有前途,否则只有被淘汰。按照目前客观环境来说,佛教并不是没有前途,但是前途必须我们本身去争取;并不是没有光明,光明亦要我们自己去寻求。佛教是有许多问题的,但问题尽容许我们自己去解决;是有许多荆棘的,也尽容许我们自己去剪除。今后为祸为福,为凶为吉,就看我们如何做法了。

　　接着有238个主要的寺庙,分别提出改革的意见,大概可以归纳为四点:甲、彻底消灭封建与迷信。乙、肃清潜伏在佛教界内的外道及假借佛教名义、欺骗民众的组织。丙、僧伽分别集中从事生产工作。丁、各寺庙产业均为教产,听教会动用。话虽如此,实行起来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正式成立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先从搞通思想着手。关于学习会和僧尼训练班的经过情形,另有总结报告,此地不谈。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就是僧尼训练班的成绩,虽然并不如预期的圆满,而不是没有效果的。经过训练的僧尼,思想上比没有经过训练的进步多了。他们认识了时代,认识了佛教的真精神,接受得了改革佛教教务的理论与办法。也知道佛教的前途是要我们用自己的血汗去争取的。因此我们开办麻袋工厂,把他们吸收在这一个生产部门里去,配合着“新丛林”的计划,开展中国佛教新建设的第一步,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第三个段落。《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如次:

　　一、凡愿成立新丛林之寺院,由全寺大众及有历史关系之信徒居士,共同选举委员会七人或九人组织事务委员会,分别负责。

　　二、正副主任委员必须由出家者担任,其它事务如出家者无人或不能负责时,可由居士担任之。

　　三、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连举得连任。

　　四、委员会下分总务、学习、生产、修持、研究等组,其事务分配如下:

　　(一)总务组——处理庶务、会计、出纳、知客等事宜,相当于库房与客堂。

　　(二)学习组——主持学习新民主土义及佛学纲要事宜。

　　(三)生产组——处理工业或农业生产事宜。

　　(四)修持组——安置年老僧人,及居士之愿专心修持者。年轻者如欲参加,必须在工作之余。

　　(五)研究组——安置文化水准甚高、佛教研究有素之僧人,使之专门研究,但每半年必须有重要论文一篇。

　　五、委员会成立之后,凡欲参加新丛林者,须经详细审查,及委员会通过后方得加入。如中途退出,经劝导无效,得任其自由。

　　六、凡参加新丛林之人,除年老者外,须以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取得生活资粮,寺中不供给膳食。

　　七、寺庙房产收入,除供养年老者及研究员外,所有盈余,作为支付捐税之用。

　　八、每人工作报酬,得酌量情形提出公积金若干成,作为福利基金及其它不时之需用。

　　九、经济公开,每月公布收支实况一次。

　　十、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每人每日皆以八小时为标准。此外每日上殿一次,学习新文化一次,学习佛学纲要一次。上殿仪式另行规定。

　　十一、凡参加新丛林者,其所有小庙,应全部交由委员会处理。

　　十二、服装,清规(包括出家受戒等项)之改革另定。

　　关于各宗教教务改革的问题,自人民政协闭幕之后,即不断与政府商量,直到今年五月五日才由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二次座谈会,正式提出讨论。首先由代组长陈其瑗先生传达周恩来总理对于宗教问题的指示,大意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基督教应坚持反帝,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各地妨碍宗教信仰自由的事情,应极力纠正。继浦化人先生发言谓:“各地干部对于宗教问题,有些处理得不好。这不仅对于宗教如此,对于其它问题亦然。请宗教界不要悲观,要相信政府。困难足可以克服的,整风之后,或可以好转。”最后陈其瑗先生分三点答复我提出的问题:一、保存古迹文物,不单足佛教的问题,政务院不久有明令指示。二、《社团登记条例》,已经反复商讨多次,不久亦可公布。宗教团体不在例外。三、机关部队借用教堂(也包括寺庙在内),应取得其负责人的同意,本年一月间亦已由内务部发出指示。但有空屋的寺庙,应体谅各地房荒的情形,协助当地政府解决困难。至于基督教的改革方针,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曾经八易其稿,直到9月23日才正式公布,可见其慎重将事。

　　5月29日,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三次座谈会,讨论我提出的三个文件:一、目前佛教的情形,二、关于处理一般宗教问题的意见,三、改造佛教的意见。蓝公武先生说,改革宗教的主要目标为劳动生产,抱残守缺的迷信思想要洗刷干净,寺院的地主资格应取消,招收小孩子出家的子孙堂制度,也不应该存在。对于我提出的改革意见表示拥护。谢邦定先生补充了四点意见,为进行宣传,争取自愿,重点示范,教养并重。我觉得都非常正确,就从头加以修改,成为《改革佛教的意见》,叙文和基本原则如下:

　　全国佛教信徒,对于新时代的降临,新国家的成立,衷心的表示拥护与爱戴。我们不以佛教在我国历史之久,信徒之众,寺庙之多,以及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密切而自满,自傲。相反地,我们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结下了不解缘,而佛教徒的思想与行为,也大都是迷信落后的。因此我们竭诚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领导之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以求洗净佛教界内到现在还存在着的寄生、懒惰、消极、退避等等足以妨碍社会发展的污点,恢复原始佛教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使佛教成为新国家的建设的一种力量。改革佛教的基本原则,拟定如次:

　　一、由于佛教受封建迷信的熏染甚深,改革之初,以反封建、反迷信为主要工作。同时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及国家建设的胜利完成,故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

　　二、从劳动生产彻底改革佛教的现行制度,使出家僧尼,老者有所养,少者有工作,消灭寺院的地主资格,子孙私有制度,和迷信营业。

　　三、依据人民政府《共同纲领》第四十条之指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弃伪扬真以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发扬菩萨行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实践理论;在文物方面,保全资料,芟芜去秽以整理典籍。

　　这个《意见》又于6月10日宗教事务组第四次座谈会提出讨论,大家认为相当正确,合于新社会的政策。不过进行起来,不要心急,措辞也要婉转些,以免引起误会。陈其瑗先生传达周恩宋总理的指示,也要我们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作决定。因此于6月18日由李济深、陈铭枢、唐生智、赵朴初、方子藩、周叔迦和我七人,邀请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当中,与佛教有关的诸先生在森隆饭庄座谈。出席者除主人外,有叶恭绰、李一平、周太玄、李明扬、林钧志、董鲁安、梁漱溟、李根源、喜饶嘉措、郑振锋、沙咏沧等十余人。谈论记录,约略如下:

　　巨赞报告草拟《改革佛教意见书》的经过,以及与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两次协商的情形。

　　赵朴初改革佛教的意见,现在所提出来的,可以说是草案的草案,尚须经过各方多次讨论才能成为佛教界全体的意见,据基督教改革意见的修正情形,最初所提,注重在向政府要求解决问题,至最后第八次修正案,完全注重在教会本身工作。佛教改革方案,可以参考。但佛教改革为势必所需,与其被动,不如争取主动。

　　叶恭绰佛教情况,素来散漫,而且分散在广大区域。若首先从全国性的改革工作着手,恐怕很多困难。即就经济方面而言,很成问题。似可先从地方性的工作着手,规定一个能够适合某一地区的办法,可比全国性划一之整理为易。

　　陈铭枢改革佛教的意见,今天就北京方面同仁先作商讨,然后再向全国佛教界征求意见。待有决定,再谋组织佛教会。

　　梁漱溟佛教徒素宋像一盘散沙,亟应设法结合成一个中心,即可以今日之集会为基础,本人极愿尽一份力量。

　　喜饶嘉措改革二字,对于佛教未可轻用。据《意见书》中所说,不过教务问题。佛教徒的行为,本应随地区随时代而求适合,但教理与修养,即所谓佛教,绝不容有所变更,理应坚持,今定名为改革佛教,在汉文中或无问题,若译成藏文,则可能发生极大误会。至于佛教徒的行动如何能与政府相配合,本人以为此正佛教徒份内之事。

　　巨赞就我们内地佛教的习惯来说,一提到佛教,大都指佛教的形式或制度而言。如果就教理与修养来说,则平常都用“佛学”或“佛法”的名词。所以我们之所谓改革,与喜饶大师的意见相同。

　　周太玄改革佛教制度,乃僧伽之事,可召集各地僧尼商讨之。

　　赵朴初现在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没有组织,无法维持。可以先组织类似佛教徒联谊会性质的团体,以为各地佛教徒互相联络的机构。

　　李济深:就今日情形而言,改革佛教较宣扬教理工作为急。可先将《意见书》分寄各地寺院征求意见,再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商讨。

　　巨赞组织佛教团体,固然要紧,广泛征求意见,也是必须,但总得先有几个基本原则做根据,始能发生作用,否则一定漫无结果。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改革意见,应该认为当作根据的基本原则。

　　讨论结果。为避免误会起见,《改革佛教意见书》改题名为《中国佛教教务改革意见书》。先由巨赞征求北京市僧尼意见,方子藩居士征求上海方面僧尼意见,然后再定期在上海邀请各省市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佛教代表,及佛教界热心改革的人士开会,共同讨论。与之同时,我们发起组织现代佛学社,出版《现代佛学》月刊,公推陈铭枢居士为社长,巨赞为主编,其它详细情形,见该社缘起及简章,不赘。不过有一点也可以说说,就是现代佛学社自6月18日发起以来,不到三月功夫就出创刊号,各方面进行得都非常顺利,这或者是十方三宝加被之力。而我们从此在首都有了自己的刊物,可以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纠正佛教界内的错误思想,发扬释迦牟尼的真精神,以及反映全国佛教界的各种情形。水到渠成,功不唐捐,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第四个段落。

　　以上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经过情形,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功绩,但是我的确为佛教尽了能尽的力量,并且也不是完全没有眉目。这就不能不感谢时代和政府当局的照顾周到,指示贤明。同时得到李济深、陈铭枢、赵朴初、李明扬、周太玄、叶恭绰、李书城、周叔迦、沙泳沧诸位居士,和贤良寺的圣泉和尚、极乐庵的达如和尚,在各方面提携护持,才能有这样的结果,这也是应该特别提出来报告全国佛教同仁的。

　　为全国佛教同仁进一言

　　一年来,接到全国佛教同仁寄来很多的信,记得只有南岳的明真法师这样说过:“南岳上封寺惨遭焚如,固然非常可惜。但穷源掘根,实我辈自身忘失佛法,平居未能以大悲方便,摄引化导,复何怨人!”“田租的烂包袱丢掉,僧众省吃俭用,勤耕苦作,量固日少,质将日精,亦未始非佛教前途之福。但负责与农民交涉之青年,在感情上多不无屈辱或威胁之感,弟尚尽力勖以发惭愧之心,发欢喜之心,作酬债想,作报恩想。无此见地,无此气魄,即不能作新中国佛教的主人翁。”“现在只痛恨自己过去的工作离开人民太远了,一切惩罚,是应担当承受的。”明真法师这样反求诸己的态度,使读他信的人,都深受感动,所以我认为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才能解决当前紊乱如丝的佛教问题,才能争取佛教光明的前途。其余不是询问佛教有无前途和办法,就是诉说苦情,而且又大都不甚具体,使作答之时,感觉非常困难。所以有几处一直到现在还未复信,这是要深致歉意并请格外原谅的。现在我想就有无前途说起。

　　当北京市僧尼学习班开学之初,学员们都担心佛教的前途,要我解答。我说第一等人蓦直行去,不问前途;第二等人,认识时务,争取前途;第三等人徘徊歧路,断送前途。为什么不问前途呢?因为佛教假定不是真理的话,你问他有无前途做什么呢?如果佛教是真理,真理是打不倒的,要你问什么前途呢?所以要问佛教有无前途,固然表示他对于佛教的关心,但也可见他对于佛教并未具足信心。知道了这个道理,再从时务上面去求透彻的认识,因势利导,勇猛精进,前途是可以争取得到的。则所谓前途,不是佛教本身的前途,而是我们佛教徒如何站稳佛教立场的前途。有一次我在戏曲改进局和黄芝岗先生谈起这个问题,他说,譬如一条鱼,在甲池里生长的,就只能吃甲池里的水,甲池填没了把它放到乙池里去,就不能不吃乙池里的水,佛教也是这样,过去在封建社会里生长了那么久。被封建阶级利用了那么久,事实具在,不必加以讳饰。现在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了,也就非加紧改进不可。如果还梦想再吃甲池里的水,那只是自取灭亡。反之,如果甘心情愿吃乙池里的水,自然没有问题,这就有前途了,何况佛教本来是适宜于在民主的土地上生长的呢。再拿灯做此喻,佛经上也常见日月灯明佛或灯光佛的名号,可见“灯”在佛教里面是非常被重视的。现在的问题是佛教徒打算把这盏灯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人家的头上呢?还是放在脚下?或者冷清清地闪烁在阴湿的墙角落里?就要看佛教徒们如何放法了,这是需要勇猛精进,竭力争取的。黄芝岗先生这番话,我以为值得我们佛教徒仔细玩味的,幸勿以河汉视之。所谓徘徊歧路,就是在乙池里而梦想再吃甲池里的水的痴鱼,他有无前途,不必再加解释。

　　“办法”是跟着前途来的,但并不是同一个项目。前途是目的,是可由之道,办法则是到达这个目的的,走这条必由之道的方法与步骤。北宋年余我自信为佛教前途芟除了若干荆棘。至于办法,则不是我和赵朴初居士两个人的事,我们不能替大家作主张。基督教革新的办法,乃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们先由发起人草拟了一个改进的办法,经过各地基督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反复讨论,取得同意后,印发全国基督教徒征求签名。据9月22日《新华社》发表的消息,签名者已达一千五百余人。他们的征求签名通启如下:

　　敬启者,国内基督教同道,经过数月协商,将发表一个对外宣言,现在征求各地同道签名,此事关系基督教前途甚大,希望国内同道,能广泛的参加。除已个别通函征求外,我们很盼望你能代为征求本地基督教领袖的签名,以免有所遗漏。(下略)

　　又他们在通启后面附加一段说明道: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是我中华教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文件。他表示了全国基督教开明领袖领导全国信徒彻底拥护《共同纲领》的政治立场,与促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华教会的决心。他表示了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基督徒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他的意义与影响,无论就中华教会来说,就人民的新中国来说,就全世界来说,都是广大而深远的。有人以为文件发表后,就没有别的事了,事实上文件发表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当前的最大工作是怎样在广大的信徒中间宣传解释文件的意义,使他能得到千万平信徒的影响拥护,同时我们各教会可以因平信徒对建立中华教会认识的提高而进一步讨论达到自立自养的具体计划。这是极艰巨的工作,但只要我们能坚定信仰,能倚靠信徒,能热诚祷告,教会自立自养的目标一定可以达到。惟有达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我们才是真正把主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这个工作不但艰巨,并且严重,迫不及待,要忽视它,或只说不做就是罪恶。在今日这不仅不应当,也是不可能的。

　　《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基督教界的一切作法,都是值得我们取法的,“办法”应从这里面产生出来。

　　至于诉说苦情,当然是应该同情与援助的,我也曾分别反映上去。如湖南南岳上封寺的事件,经报告内务部、文化部后,政务院发出保存古文物的指示当中,特别提出为例。河南开封相国寺的事件,经函请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佛教代表净严法师就近处理后,净严法师于6月17日及7月25日先后向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提出报告。兹据来信,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于八月二日函复净严法师,略谓该会已向河南省人民政府建议两点;一、迅速由有关部门派员到相国寺了解情况,如佛像确有艺术价值,且尚未损毁者,应即妥为保存。二、通知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团体,并布告各界人民注意保护名胜古迹,不得损坏。又如山东济南,安徽石弓山,江苏六合等地毁寺逐僧的事件,也都据实报告内务部请予查究。据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瑷先生对我说,他们见到了这许多报告,心里非常难过,希望多了解具体情况,以便纠正。不过各地佛教同仁寄来的报告,很多不明不白,甚至连日期地点都没有,只是空空洞洞的诉苦,有时还大发牢骚。又如甘肃灵台县某寺住持,他和人家打了一场架,说是人家欺侮他,要我“依法转呈甘肃省政府及灵台县政府保护。。这实在使我太为难了!

　　全国佛教同仁们!我们认清楚了前途,用合理的办法,和反求诸己的态度,处理一切有关佛教的问题,自然头头足道,困难冰消;否则片面钓诉苦,无理的叫嚣,非惟于事无补,恐怕反要增加困难。所以“合理”的原则有二:一、不违背政府的政策,二、不违反佛教的立场。这是我在目前要想向全国佛教同人进的言。如有错误,还请指教。

　　1950年中秋节于北京极乐庵之九莲居

　　(原载《现代佛学》1950年第1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