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真成年之后，曾在地方机关任过小职员，那是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的事，湖南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大小机关黑暗腐败，欺压百姓。明真过不惯这种官僚衙门的生活，在他二十三岁那年，毅然弃职舍家，投入武昌莲溪寺，依圆安法师座下剃度出家，时为民国十三年（1924年）。落发翌年，到湖南南岳祝圣寺受具足戒，戒师是越尘老和尚。自此以后，他一直居住在湖南，以湖南为他的第二故乡。

　　南岳是湖南佛教中心，设有一所南岳僧侣学校，是素禅和尚和灵涛法师等所创办，以灵涛法师任主讲。明真圆戒后，即在该校肄业。由于他天分颇高，又刻苦向学，故成绩优异，深为灵涛法师所器重。民国十五年（1926年），南岳僧侣学校由于保守势力的抵制，以不合作的态度拒缴分摊的经费，致僧侣学校无以为继，不得已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停办。明真乃住在祝圣寺自修。民国十八年（1929年），灵涛法师把僧侣学校迁到祝圣寺，改名为南岳佛学讲习所。明真以具有国学基础，被聘为讲习所国文教员。此时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老师，也是学生。他一方面为学会僧讲授国文课，另一方面，灵涛法师在讲习所讲授《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课程时，他也随众听讲。功课之暇，他自修研读禅宗典籍。这时，他开始执笔为佛学论文、散文、小说等，向当时的佛教杂志《海潮音》、《人海灯》、《正信》等投稿。也与太虚大师门下如大醒、芝峰诸法师通信，请教佛学问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侵华军兴，中国八年抗倭战争爆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季，巨赞法师受南岳宝生和尚之邀请，到南岳的佛学讲习所任教。巨赞法师思想激进，到南岳的目的是从事抗倭活动。是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军方在南岳设有“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要人叶剑英任副主任。巨赞在田汉等人的引见下，与叶剑英见面，在叶的鼓励和支持下，巨赞在南岳成立佛教抗战协会、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组织。明真在此时认识了巨赞，二人意气相投，成为好友。明真也受巨赞法师思想的影响，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投身于抗倭活动。

 

　　南岳的“佛道教救难协会”，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在祝圣寺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出宝生老和尚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四人为副会长。会下分股办事，由演文任训练股长、巨赞任宣传股长、曼慈任庶务股长、灵涛任书记长，而明真担任了文书股长。该会的组织大纲和宣言，都出于明真之手。他所撰写的标语中，有一条是“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无间”，曾传诵一时。民国三十年（1941年），湖南籍的道安法师，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明真也是撰稿人之一。

　　抗战胜利之后，明真法师仍驻锡南岳，先在祝圣寺的南岳佛学讲习所任教，后来南台寺住持了达、监院见宗二师，请明真法师到南台寺，另行成立“南岳佛学研究社”，由明真担任主讲，先后讲过《成唯识论》、《教观纲宗》等。当时同在研究社任教的尚有道屏、暮笳等法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明真法师曾应国立湖南师范学院师生之请，到该院讲唯识学，讲稿发表在当时的《海潮音》月刊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时当国共内战期间，国民政府兵源不继，湖南省政当局要征青年僧侣入伍当兵。南岳僧侣组织“湘桂僧青年联合请愿团”，由明真起草请愿团宣言，反对这项措施，宣言中声称∶“抗战时期，和尚当兵是为了救国，而今是内战，和尚不能参与。”

　　是年秋季，明真法师在长沙福开寺做客，湖南佛学讲习所的教职员如大定、博明、自智、宝昙、戒圆等人，均视他为导师，不时向他请益。1949年8月，湖南解放，明真一度迁至湖南省武冈县，在乡间一所小庵暂居，等局势安定后，仍返回南岳祝圣寺。这时南岳特别区的人民政府，聘请他为工作人员，从事文物管理的工作。1950至1951年，湖南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明真以其一贯支持农村反封建的思想写过一篇〈写在南岳土改快要胜利完成时〉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佛学》月刊上，他要求佛教徒支持这场运动。

 

　　1952年冬，明真法师应长沙佛教界人士之请，出任长沙福开寺住持。翌年，在长沙市佛教徒大会上讲话，提出佛经上“随顺众生，恒不舍离”语作为原则，要求佛教徒在思想上念念不忘众生，为众生利益安乐着想；勉励出家人积极参加生产，以生产与修行两者结合起来，把生产当佛事，寓修行于劳动。后来，长沙市僧众生产合作社和尼众生产合作社，合并组成长沙市第一染织生产合作社，明真指示他的学生，青年僧人博明和戒圆，支持和推动这项工作。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明真法师出席了成立大会，当选为佛协理事。翌年，又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年应北京的佛教协会之邀，到北京参与佛协的工作，以后就长期驻锡在北京。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成立，由周叔迦居士任教务长，明真法师任副教务长。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明真当选为常务理事。

 

　　1958年，他又被选为长沙市佛教协会会长，是年底，应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之请，于1959年返回湖南，参加《湖南省志．宗教志》的编纂工作。同时参加的还有南岳的僧侣曼慈、心专、戒圆、绍贤等法师。《宗教志》中的佛教篇章，由明真法师主编，从确定体例到搜集资料、编写目录、进行试写，明真伏案工作，以一年的时间完成初稿。唯这部《宗教志》，到1960年时因故中止，明真法师乃返回北京。

 

　　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真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这时他年已六十一岁，仍在佛学院开课，培育后进。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期间，佛教领袖人物，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在内，都受到斗争，明真也不例外。他在北京，原住在法源寺，后来被迫迁到广济寺，再被迫迁到伊斯兰经学院，后来又奉命再迁回广济寺。明真以佛家忍辱、无诤的精神，一切逆来顺受，泰然处之。叫他搬迁他就搬迁，叫他做某项工作他就做。不但做，而且是十分认真的做。烦恼当前，他当是修道的助缘，就这样他捱过了苦难的十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明真老法师已经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在1980年，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大会上，明真老法师又当选为佛协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也接受佛教协会的安排，出任北京名刹法源寺住持，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85年，又被选为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沙市佛教协会会长。是年他已高龄八十四岁，他不顾年迈，亲回湖南主持湖南佛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并主持省佛教协会和市佛教协会的成立。老法师回湖南开会期间，正是酷热的夏天。会后回到北京，以辛劳过度，患了脑血栓症，行动不便。自此以后，他写信、写文章等工作，就只能口述，而由侍者代为执笔了。

 

　　1987年，明真老法师以八十六岁的高龄，继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赵朴初居士多方面关心他，他也感激不尽。他虽在病中，仍以奋斗不息的精神，授徒讲学，著述不辍，甚至于还接待海内外宾客。他的重要佛学著作，如《身非是“我”论》、《精神的试析》、《大乘百法明门论臆测》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问世的，受到各方面的注视和好评。

 

　　1989年春季，明真老法师健康衰退，他曾对侍者说∶“我今年已八十八岁了，也该死了。不死的多余时间，得以多念念佛。希望大家不要让我吃这样的药、那样的药。‘阿弥陀佛’四字便是我吃的药。”到了四月间病情增重，法源寺的执事人员，送他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广安门医院住院，延至5月17日，在众人念佛声中安详而逝。世寿八十八岁，僧腊六十六，戒腊六十五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