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光明，带您一览中国古代佛教金铜造像

金佛光明

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展

展览时间

2018年3月28日—2018年5月20日

展览地点

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精品馆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这个古印度出生的孩子，

在东土受华夏文明的滋养

不断成长。

早期，佛教和当时印度其他教派一样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后来为了便于传播佛教义，迟至公元一世纪，在耆那教和婆罗门教的影响下，便也以石雕造像来教化大众。

从印度出土的实物看，此时的造像有两个显著特点：形象多为体魄强健的伟丈夫形态；造像的题款多为“菩萨”，而非“佛陀”，这也反映了当时两者的区分并不明显。

佛坐像 383年

现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

差不多同时，佛像也随着传教者进入汉地。初传汉地的佛教造像似乎和金铜有缘。史载，汉明帝刘庄有天晚上做梦，梦见一高大的金人从西方飘然而至，绕屋飞行不绝。早朝时，有大臣解释是西方大神佛陀。明帝于是派遣使者西行求法，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不期而遇前往东土弘法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为他们驮经卷和佛画像的白马。到洛阳后，明帝给了他们极高的礼遇，在西雍门外造了一座“卿”才能享用的“寺”，因白马的功劳和圣灵，取名“白马寺”。据说，白马寺曾供奉过一尊成人拇指大小的金铜佛，就是根据明帝梦中金人模样制作的汉代佛像。

洛阳白马寺山门全景

虽然这段东汉早期的佛教传播史料不被史家看好，但长江三峡出土的延光四年（125）铭青铜摇钱树残件上的佛像，证明了至少在东汉中期已开始铸造金铜佛像了。

东汉摇钱树干青铜饰佛

摇钱树是汉代神仙思想的物象反映，其树干上出现佛像，反映了佛教初入中国时仙佛共存的基本面貌，同时亦成为我国金铜佛教造像早期遗物。

从两汉到三国西晋，无论是青铜还是陶瓷、石刻的佛教造像，都与神兽、神人并列于同一器物上，被当作一般的神明来奉祀，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来膜拜。

随着《僧祗戒心》等佛教仪轨的弘传，单体佛造像开始出现。据史料记载，三国笮融曾造金铜佛像，西晋时高僧竺法护在洛阳造菩萨金铜像12尊，但都没有实物传世。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单体金铜佛像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四年(338)铭款铜鎏金坐佛造像。

十六国佛立像

造像身着犍陀罗式通肩佛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所持法物亦非常见的持净瓶或结手印的样子。整体风格受到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中土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据此推断，造像时代应为西晋十六国。

十六国铜鎏金佛坐像

坐像通体鎏金，佛祖面容端庄，俯视前方，双手于小腹前结禅定印。台座前两只护法狮子张口昂头，牙齿清晰可见，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坐像中的上乘之作。

此后，尽管青铜作为战略物资，在战乱年间受统治者严加管控，被严禁用于民间铸造金铜佛像，但佛教的护生理念直指人心，蕴慰着乱世之际命如蝼蚁的平民百姓的心灵，反而催生了金铜佛像的铸造和传布，同时造像的形象也变得内省而慈祥。

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就是南朝佛教艺术的盛况。南朝虽经宋、齐、梁、陈四朝，然而政治中心一直是今天的南京，政权更迭并未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佛教造像也随之发展而变化。南朝造像普遍形体瘦削，气质温雅。佛身不穿印式袈裟，而着褒衣博带式的袍服，胸前露出带结，类同南朝文人衣着样式。

南朝飞天两身饰件

飞天头戴高冠，神情喜悦，秀雅端庄。双手举胸前作吹奏乐器状，衣带飞舞，鲜花花朵散落衣间，有着宗教特有的仪式感。颇有南朝“秀骨清像”的特点。

唐代是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唐的佛像气度不凡，面相丰满而圆润，佛像头部皆饰螺发，头部高昂，展现了既内省又开朗、既沉静又温和，既有出世神韵，又有入世情怀的天朝盛世的精神面貌。

唐鎏金狮子

雄狮青铜铸造，扭腰甩头，张口獠牙，目瞪前方，两耳竖起，胸口宽厚肌肉凸起，身披锦鞍驮宝瓶，四蹄蹬地威猛雄劲，势不可挡。狮子非中国本土所产，西汉时已入贡。唐太宗贞观九年，康居国进贡狮子，唐太宗命浙东籍宠臣虞世南作《狮子赋》。这时各国已大量进贡，唐朝也是塑造狮子最辉煌的时代。

唐卧姿菩萨像

菩萨呈侧卧姿式，极为少见。头束高发髻，面相饱满清晰，秀目微闭俯视人间冷暖。身躯呈现S型，丰腴，华贵。跣足而卧，脚部轮廓清晰，姿态万千，威仪而祥和。

形式服务于内容，佛教传布过程中教义的变化直接导致造像的改变。由于重文，宋代的文化前所未有的昌盛，佛教完全被改造成“披着袈裟的老庄”，其造像也与古印度的梵相大相径庭，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中国面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布袋和尚（弥勒）、泗洲大圣（观音）、女相观音、罗汉等，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真人并无二样，但道行极高，神通广大，救苦救难，深受百姓的膜拜。

宋洛迦水月观音像

观音头戴化佛冠，发辫披肩，菩萨呈游戏姿坐于普陀洛迦山中。身姿优美，曲线纤细，神情安祥慈悲，是典型的汉传佛教造像，为宋代造像中的精品。布怛洛迦，观音菩萨道场，位于南印海上，又译为普陀洛迦、布达拉等。意译为光明山、海岛山、小花树山等。浙江省的普陀山，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均由此得名。

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佛教造像也深受唐宋汉地造像的影响，但因地域文化不同，这些地方的佛教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鼓起，有伟昂刚健之势，与南方造像注重内省、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明显区别。

辽佛坐像

大日如来，即毗卢遮那，意为照耀，是光明遍照的意思，东晋佛陀跋陀罗《六十华严》译为卢舍那。青铜造佛坐像，宝珠状肉髻低平，奇特的是肉髻顶部向上伸出两片叶状物。佛祖双臂上举，腕部戴镯，双手手指于头顶上部连接，结跏趺坐。这类形制的佛像十分少见。

元明清时期，佛教造像的形态向着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官方因统治的需要崇奉西天梵相的藏传佛教造像；民间膜拜汉传佛教造像，并依照宋代的样式造像。但由于思想的钳制和文人地位的下降，民间想象力和创造力大不如宋，造像仅仅是膜拜对象，并不追求艺术水平，因此造像艺术大有“今不如昔”之慨。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还将关公拉入释班，将其作为武财神和伽蓝菩萨供奉，这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大理国漆金迦楼罗坐像

造像通体鎏金，跏趺于束腰式莲台上，面呈雷公之状，眉眼、鼻嘴如鹰，眼光俯视，凶悍无比。护法裸上身，显露钢筋铁骨般身躯，霸气十足，下身穿羊皮短裙紧裹躯体，身体笔挺，气势逼人。

北周鎏金菩萨立像

造像饰桃型头光，头光满刻火焰纹，戴冠束髻，曲眉直鼻，面部丰满。双层项链，璎珞珠宝绕身，饰臂钏手钏，右手杨柳枝播撒圣水，左手净水瓶内装天河。跣足立于高浮雕覆莲台之上，莲台下壶门四足佛床。观音通体鎏金，金水厚重，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如此完整大美之北周金铜造像实乃难得至极也。

北齐鎏金一铺三尊立像

主尊面相方圆，面带微笑，颔首下视，头靠圆形莲瓣头光，戴莲叶式宝冠，有宝缯自头冠两侧下垂及肩，着佛衣，戴长串璎珞至腹前交叉穿过圆形宝环，施无畏和与愿印。背靠巨大舟形背屏，上有阴刻火焰纹，跣足站在覆莲式圆台上。圆台下为榻形方座。圆台两侧各生出一枝忍冬，忍冬上各有胁待菩萨，后饰头光，高髻，面长圆，着佛衣，均双手合十，赤足立于主尊两侧衍生出的忍冬枝蔓上。

此尊造像从特征看，属于典型的河北地区风格。

北齐时的造像实可为隋代的先驱，其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衣褶仍保持前期遗风。

大理国不空罥索观音坐像

不空罥索实为观世音菩萨诸多化现之一，即见解脱观音像，以慈悲之罥索爱护接引众生，其心愿不落空。此尊不空罥索观音像，头戴宝冠，纹饰繁缛紧密，繒带在冠侧打蝴蝶结，两耳饰珠，发髻高束，双目微闭，神色和蔼沉静。身披天衣，衣带飘然绕于两臂。胸前佩饰璎珞，短裙套腰，下身长裙褶褶相迭。胸挂项链，两根连珠璎珞穿环而过，佩戴手钏，双手胸前合十。另外两只手左手持罥索，右手持念珠，自然垂于膝上。庄严大气，优雅恬静。

大理国造像风格独特，但受汉传佛教的影响至深，仍属汉传佛教造像系统。

五代文殊像

文殊菩萨头戴化佛宝冠，束发髻，发丝清晰可见。两耳有轮，双眉间有白毫，柳叶眉，丹凤眼，高鼻梁，樱桃口，脸颊圆润，面部表情闲适优雅，左手托净瓶，右手持法器，半伽于宝座之上。

所骑猛狮呲牙瞪眼皱眉头，颈部挂法铃，身披锦鞍，四肢雄壮，钢爪凶狠锋利，头部左甩，欲踏云端征程，威猛无比。文殊恬静自得，法狮张牙舞爪，一静一动极富画面感。依照佛教典籍所载，文殊菩萨是过去世无量诸佛的老师，曾经引导无数的修行者证得佛果。

北魏实心铜鎏金胡跪式童子像

造像通体鎏金，脑袋比例明显大于正常人，光头，大耳，高眉，深目，丰颐，颧骨凸起，鼻子和面目其它部位相比明显偏大，双唇抿而内收，显示出西域血统。着僧袍，左膝盖跪地，衣角搭于左臂，右腿内曲下蹲，双手合十于胸前做出十分虔诚的样子，为胡跪姿势。

造像面部表情刻画已入臻境，衣服线条简练，流利顺畅，整体造型设计出神入化，体现北魏高超的铸刻水平。

汉传佛教造像是民间收藏的一个热点，此番，我馆专业人员从刘雍先生珍藏的近260件金铜造像中精选了108件进行展出。佛像的断代、名称均按刘雍先生的意见标注，虽是一家之言，也是十年的心得积累，抛砖引玉，希望进一步唤起社会大众对汉传佛教造像的认识和关注，推动汉传金铜造像研究。

同时，《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集锦》一书也编撰完成，首开汉传佛像金铜造像单独研究之风，细化了汉传佛教造像研究，对收藏和研究汉传佛像是极有裨益的。